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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最早的精神病院

(Gengsheng Hospital) https://ijs.ifeng.com/5943773/news.shtm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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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5 

1899年,齐门外洋泾塘苏州福音医院,从左至右依次为:女病房、医生宿舍、行政楼(医院大门)、男病房、学校

1899年,齐门外洋泾塘苏州福音医院,从左至右依次为:女病房、医生宿舍、行政楼(医院大门)、男病房、学校

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的精神病院是苏州最早的精神病院,它与当时广州、北京的精神病院齐名。这三家精神病院的创立,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精神医学历史的序幕,被载入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史史册。

惠更生(J·R·Wilkinson,1862-1935)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苏州福音医院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院长。1895年1月,惠更生携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抵达苏州,开始了在苏州四十年的传教和医疗工作。

最早收治精神病人的福音医院 光绪二十一年(1895)美国长老会教士戴维斯与美籍医生惠更生在齐门外洋泾塘创办福音医院,该院所设精神科乃苏州最早收治精神病人的地方。图为惠更生与其培训的中国学生。

惠更生和家人一开始住在谢衙前长老会传教士戴维斯的家中,并且在那里布道行医。戴维斯在北卡罗莱纳州戴维森学院的老师布莱克教授将一生积蓄交给戴维斯,希望在中国创办一所既治疗身体疾病,又能给心灵带来安宁的基督教医院。美国南长老会委派惠更生、戴维斯、帕克斯顿在苏州创办这样的医院。

1896年,戴维斯将天后宫及谢衙前教会产业出让给浸礼会。后又与惠更生、帕克斯顿在齐门外洋泾塘买地40余亩,在那里建造医院。

1897年秋,医生宿舍楼建造完成。戴维斯、惠更生等从谢衙前搬到齐门外洋泾塘的新住所,在新址上惠更生开始诊疗工作。这一年,被作为苏州福音医院创建的开始年。

1898年9月,苏州福音医院建筑竣工,正式开始收治病人。医院设内、外科和精神科。对于这家洋人开办的医院,当时很多中国人心存疑虑,甚至一时谣言四起,说在医院里有口大缸,专用来烹煮食人。附近的村民非常害怕。后来,几个无钱治病的男病人,经过惠更生的外科手术治疗,解除了病痛,加之外国医生、护士热诚周到的服务,人们的疑虑才开始消除。

苏州福音医院收治的第一个精神病人,是由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的夫人送到医院的。这是一位女病人,不时发出大笑,有时会爬到阳台上面,又纵身跳下。当时男病人还愿意到医院就医,女病人根本不会去找外国医生看病。病人的丈夫焦虑不安,准备专门请一个护士来日夜守护患病的妻子。院长惠更生表示,只要愿意送病人来医院治疗,他将会尽一切力量来救治。这位女病人在医院得到了治疗,后出院回家。1899年,包括这位女精神病人在内,共有四位精神病人在医院治疗。

由于精神病人在医院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治疗,前来求治者日益增多。为建造专门病房,惠更生多方募捐筹款。据1903年4月的英文报《基督教观察者》报道,惠更生向他的中国朋友募捐了1500大洋。一天,江苏巡抚派人给苏州福音医院送去一个精神病人。病人治愈回家后,巡抚给医院送去了500大洋支票。1906年,惠更生又在上海《万国公报》刊登“苏州福音医院拟建医疯院”募捐书。经过多年努力,1915年苏州福音医院已建成了疯癫病房。

1917年,院长任期届满的惠更生回美国休假。两年后回到苏州,在四摆渡(今广济医院院址)又创建了一所医院,取名更生医院。因此,他被称为“一个人创办了两所医院”的传教士医生。

1916年,美籍传教士医生荣梅生(Mason·P·Young,1887-1960)就任苏州福音医院第二任院长。

鉴于广州、北京所建的精神病院服务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区,教会对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的精神病院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发展目标,即建成一个服务于中国中部广大区域的精神病院,这一区域包括7至8个省,人口1.25亿。计划实现这一目标需用地90到120亩,资金4万美元。

荣梅生在任院长期间,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精神病院发展迅速。1934年,精神病床位数达200个,收治精神病人343人,病人来源覆盖17个省,治疗结果是:治愈87人,改善179人,未改善68人,死亡9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治疗方法上,医院采用当时先进的发热疗法。同时,采用日光浴等辅助措施。为给病人增加娱乐,医院还为病人购买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

当时,不仅各地的求治病人纷至沓来,而且不少学校把苏州的精神病院作为参观学习的课堂。例如,1929年5月,东吴法科的同学在张元枚教授带领下,到医院听变态学讲演。1930年11月,心理学家张耀翔带领国立暨南大学心理学系三年级同学,到医院听医生介绍精神病人的致病原因。

1937年,苏州福音医院遭日军破坏停办。

百年前,苏州就有了近代的“方舱” 

2022-04-17 18:00 https://www.sohu.com/a/538742190_486911

全文共4240字 | 阅读需9分钟

说起从1911年至1949年,那时长38年的“民国时代”,许多历史爱好者们想到的,常是优雅动人的“民国风情”,比如那穿着白西装红旗坡来来往往的男女,那花园洋房里小资情调的动人生活,甚至,还有十里洋场上各种灯红酒绿的繁华喧嚣。但是,就是在这些“风情”画卷下,却也深藏着一段并不遥远,更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那几乎“无年不疫”,肆虐整个民国时代的瘟疫灾害。

破坏力空前的瘟疫

民国时期的瘟疫有多恐怖?河南福建广东等省的民国地方志里,都常有“无年不疫”的形容。就连丰富多彩的民国小说里,都常见对瘟疫的虐心描绘。

比如方光焘的《疟疾》,就讲了一个身患疟疾无钱医治的农村妇女,“避疫”时遭受的病痛折磨。鲁彦的小说《岔路》了,也还原了“毁灭了无数的生命”的鼠疫,肆虐乡间且引发农村械斗的惨景。还有沈从文《泥途》里的,贫民窟常年流行的天花。徐疾的《兴文乡疫政即景》里,那叫川南乡民们谈之色变的“麻脚瘟”。字里行间,尽是瘟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比起那风雅的“民国风情”,仿佛两个世界。

而以学者张泰山的估算,民国时代里,仅看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法定传染病”带来的瘟疫,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疫灾”就有59次,许多没有被列为“法定传染病”的瘟疫,其损失还没有被记入在内。比如1928年湖南“黄肿症”瘟疫,死亡多达3万人,1931年青海“牛羊传染”导致的瘟疫,全年造成了26万人死亡。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曾对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这些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城市,瘟疫造成的死亡率就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尤其严重的是,虽说民国政府的统计里,有了“法定传染病”一说,但民国时期肆虐的瘟疫种类,却远比“法定传染病”多得多。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35种法定疫病里,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民国时代肆虐过,比如“伤寒”“白喉”“黑热病”“猩红热”“回归热”等疾病,都是民国时代谈之色变的“病魔”。而且经常是一种传染病刚刚过去,另一种疫病又紧接着爆发,让人防不胜防。

如此反复肆虐下,民国时期瘟疫带来的伤亡,早已远远超过了“法定传染病”的账面数字。以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一文里的估算,民国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可以占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在中国灾害史上,这是让人极度痛心的一页。

苏州时疫医院的发展概况

就整个江南地区看,清代以来,虽然国家在疫病救治方面缺乏制度性建设,但社会力量却相当活跃,医疗资源也较为充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府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上的缺陷。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在疫病防治方面总体上也延续这种格局,一些民间社团倾注心力,积极参与疫病防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苏州公共卫生建设。在这其中,时疫医院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谓时疫医院,是每逢时疫到来而临时开设的时疫救治医院,有点像现在的“方舱医院”,它以避免疫者“菌集而居”所带来的交叉感染为目的,大多根据霍乱等时疫暴发的季节性,在每年夏季开设三四个月左右,它们形式灵活多样、地域分布广泛,弥补了官方救治医院少而分布不匀的问题,在苏州时疫救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正门》,《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2年第7期,第1页

清末民初苏州的卫生防疫统归警察局管理,1930年归吴县公安局第二科办理,抗战胜利后改由卫生院统管。民国以前,疫病流行,主要仰赖善堂之类得慈善机构施诊给药。辛亥革命后,由政府出面,地方热心公益人士、教会、红十字会募损集资,聘用医护人员,租赁会馆、文庙、义庄等闲置房屋,组织临时时疫医院展开救治。

苏州最早的时疫医院出现在民国8年也就是1919年。这年夏天,吴县霍乱流行,苏州警察厅、苏州公益事务所和吴县商会都开设临时的时疫医院。苏州警察厅在苏州城内穿心街设临时时疫医院,由美国传教士惠更生负责主持。10天内就诊治病人273人,不及医治而死亡者6人。10月2日临时医院关闭。

民国时期的医务工作者

1922 年夏,苏城霍乱流行,患者众多。8月,苏州城内开办一时疫医院,从上海延骋专科医士2人来苏施治。

1925年,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设时疫医院2处,分院6处,光福、东山、黄埭、木渎、甪直均设临时时疫医院。此后,每逢疫病流行之年,在疫区均设临时时疫医院,办院时间长短、规模大小,视疫情而定。经费以地方筹集为主,政府略给补贴。

1926年,吴门大疫,先是流行“烂喉痧”(猩红热),继之便是霍乱大流行。时疫从 6 月上旬 开始,7月下旬疫情加重,日均因疫病致死人数达一百二三十人,至9月后渐趋结束,前后共持续4个月之久,疫情相当严重。吴县红十字会循例筹设临时时疫医院3处,其中一处设于今长洲路的旧长洲县署内,由陈鲁珍任院长,开诊一周诊治时疫病人1000余人。另一处在城外四摆渡铁房子内,于7月10日开诊。由于疫情甚于以往,吴县红十字会新添设第二临时时疫医院,到10月中下旬随着疫情解除,时疫医院相继关闭。

《新闻报》1928年7月12日相关报道

1929年7月,苏州民间组织公共卫生委员会筹设2所临时时疫医院。1930年7月,吴县县政会议决定在拙政园及宁波会馆设2所时疫医院。1932年6月,县府设3所临时时疫医院,南区附于博习医院及西小桥吴家祠堂。

1934年7月,公安局按例呈准筹设时疫医院3所。以后两年,每至夏季,县府援照成案,仍设临时时疫医院3所,其中第二时疫医院附于博习医院。至1937年夏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局紧张,防疫工作已无人过问。

1946年,吴县卫生院主办临时时疫医院1所,院址在沧浪亭(原县立医院旧址),治疗经费全靠各界募捐。2个月共收容霍乱病人226人,死亡25人。

《新闻报》1946年6月15日相关报道

1947年,吴县卫生院主办临时时疫医院1所,院址设在三元坊孔庙内,由余志华兼任院长。3个月共治疗真性霍乱62人,死亡3人。

苏州时疫医院的特点和成效

1949年以前,苏州没有固定的传染病防治医院,陆续开办的时疫医院都是临时的,有季节性的,医院院址都是短期租赁三四个月。苏州时疫医院有以下几个特点:

开办主体的多元化。1919年最早开设的时疫医院,分别由苏州警察厅、苏州公益事务所和吴县商会作为开办主体,到了1925年,红十字会成为开办主角。而热心士商也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或积极捐助或自行开办时疫医院。1922年夏,旅沪富商东山人金锡之在东山创办时疫医院。开办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经费来源的多渠道。除了政府有限的补贴之外,更多的是向社会各界募集和富商的捐赠。盛泽时疫送诊所的开办费除红十字会拨助银元500块外,其余由市董事会、商会劝募。1930年吴县开设的2所时疫医院,政府拨款各500元,不足之数,由医院自行解决。1932年月,吴县开设的3所临时时疫医院,经费由防疫经济委员会募集。

治疫方式的先进性。以往的疫病防治主要是慈善机构的施诊给药,时疫医院延请经验丰富的中、西医生,采用生理食盐水静脉注射,注射防疫针等现代治疗手段,同时赠送十滴水、痧药水,取得一定疗效,减轻了病人痛苦,降低了死亡率。这也表明民间时疫防治事业从慈善组织中独立出来。

收费方式的公益性。时疫医院开办经费有限。为了维持医院的运转,有的医院收取一定的治疗费用,有的则完全免费。1926年吴县红十字会设立的时疫医院向病人收取号金银元6枚,而同期开办的第二临时时疫医院,收费方面则是富有者照章收费,贫苦平民送诊给药。盛泽镇的时疫送诊所明确:里中无论贫富,均可到所诊治,免收挂号医药费。陆墓区公所设立的临时防疫所,为患者注射防疫针及送痧药水等,概不取费。而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大多为义务职,彰显了时疫医院的慈善性。

民国时期的防疫注射

城乡分布的网格化。苏州时疫医院的分布,不局限于苏州城区,县城和重点乡镇也开办不同形式的时疫医院,方便病人救治。1919年8月,常熟城内霍乱大流行,常熟士绅聘请西医在县图书馆,开办治疫医院,这几乎和苏州城同步设立。1932年夏,常熟红十字分会于城区设时疫医院,至8月底收治霍乱患者126人。1946年6~9月,全县霍乱大流行,常熟县府于6月底在法华寺办时疫医院,至8月22日收治216人。1922年8月,霍乱猖獗,昆山县在城内北塘李氏梅园设临时防疫所,开办一周,就诊者就达5万多人。1925年,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城区设立2处时疫医院外,还在光福、黄埭、木渎、甪直等中心乡镇开办分院。1926年夏,时疫流行。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首先提倡夏季卫生运动,并与各团体设中、西医时疫病所。盛泽镇在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帮助下,在绸业公所内办起时疫送诊所,救济本镇时疫患者。相关镇志表明,吴县陆墓、唯亭,昆山锦溪,太仓浏河等镇都曾开办过时疫医院。苏州的时疫医院呈现出市、县、镇三级分布体系。

公共卫生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它在映照出各个地区人民生命状态的同时,也射出了该地区社会发展情状的系统镜像。近代中国特殊境历史遇下的公共卫生,更掺杂了诸多复杂的时代意涵。时疫医院是当时苏州等地防疫工作中,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其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公共卫生制度相对落后的近代中国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而政府的作为和社会的守望相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某种程度上时疫医院设立的意义更是远远大于它的疗效。

从2月13日开始,苏州和疫情已连续多轮作战!好不容易3月8日苏州摘星,结果时隔仅一天,上海这波又来。刚脱下战袍的大白再次披甲上阵,刚拆掉的核酸帐篷又连夜重新搭建,昨天刚为开学做核酸今天又在小区做核酸。苏州是以一支疲惫之师,连续作战,去迎战更凶猛的一波攻势。然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汹涌疫情,我们显然更有章法了,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不断深入,医学研究不断进步,医疗救治水平不断提高,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日趋完善,国际合作更加深入。我们每个人都是疫情抗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有战“疫”到底的信心和一定能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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