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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美国中医药大会在贝尔维尤凯悦酒店召开 http://sea.uschinapress.com/2018/0807/1139133.shtml
2018-08-07 17:13 来源:西雅图在线 编辑:Jay

【侨报记者王馨谣8月6日西雅图报道】2018年8月4日至8月5日,第四届美国中医药大会暨太极集团国际中医药论坛在位于贝尔维尤的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Bellevue)内隆重召开。

本次大会由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TCMAAA)与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主办,成都中医药大学北美校友会承办,美国南海公司(西雅图)协办。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敏如、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廖品正、班康德博士(Dr. Dan Bensky)、太极集团秦少容总工程师、中国名中医张发荣教授、马寿椿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刘毅教授、全美中医资格认证安全委员会主席布罗姆利博士(Dr. Afua Bromley)、贝尔维尤市议员李瑞麟、505集团来辉武教授等国内外中医学界专家莅临大会。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中医药针灸的经典与临床”。大会以中医妇科及皮肤美容为主要讨论议题,也涉及到过敏性鼻炎,糖尿病,眼睛的疾病以及疼痛等常见疾病的治疗。同时,由多位妇科,皮肤科专家参与的妇科,皮肤科论坛,在现场回答大家临床上遇到的问题,并把他们自己临床几十年的经验和与会者们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会还邀请到了两位国医大师刘敏如教授与廖品正教授。据介绍,两位大师均为80多岁的高龄,但依然不辞辛苦从中国来到美国,与在这里的中医药学者们交流经验。

在接受侨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第一位女国医大师刘敏如教授表示,这已是她第三次来到美国参加美国中医药大会。刘教授称,她来到美国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提高中医在国际上的地位。刘教授强调,在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一种传统医学,但实际上中医正在与时俱进。临床上中医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甚有疗效。刘教授说,中医学发展,要在继承传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中医学的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刘教授表示,这次的美国之行中她很欣喜的发现,在大西雅图地区的中医发展很好,相信在未来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作为中国首位中医眼科博士导师廖品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美国参加美国中医药大会。她既感叹于中医在美国发展,也希望在美的中医师们能够凝心聚力为中医在美国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她尤其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人重视中医治疗在眼科中的作用。

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刘毅教授也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参加大会。刘毅向记者表示,近几年中医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尤其在国际社会,中医被更多的人支持。而参加这次大会,中医校友们在海外的凝聚力让他很感动,他也坚信在海外中医师们的努力下,中医在海外的地位一定会有所提高。

全美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全美中医药学会CEO魏辉告诉记者,根据今年1月最新的数据统计,目前全美共有中医师37866人,而这其中华人中医师只有8000人左右。这个数据反映出:在美国,华人中医师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魏会长称,通过全美中医药大会聚集在美的华人中医师,这样既可以交流互相的经验心得,也可以增进华人中医师们的凝聚力。而本次大会中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中医师前来参加也足以证明中医的发展在进步。

此外,中国太极集团、505集团、CAI Corporation、NCCAOM、TCMZONE、西雅图移民之家Laura Counsell资深理财、巴斯蒂尔大学(Bastyr University)、Atlantic Financial Group,李彩芹、UPC Medical Supplies美国太平洋药业、Active herb Technology、Bio Essence herbal Essentials Inc.、E-Fong Herb Inc.中国华林公司酸碱平项目武汉德瑞团队、KPC producers Inc.、Blue light Inc.、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发龙公司、奇正藏药、American Acupuncture council、TS Emporium、Marathon Ginseng Gardens这些赞助商和参展商也为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太极集团卿玉玲教授、中国名医张发荣、金鸣博士、谢克蓉教授、沈晓雄博士、刘宁教授、郑崇勇主任中医师、苏毅文教授、刘国晖教授、凯瑟琳·卢米埃尔博士(Dr. Kathleen Lumiere)、段俊国教授等多位中医师们带来了经验讲座。身为本次大会顾问的西雅图马寿椿博士和美国道教文化学院院长莫至城道长给大家带来了养生公益讲座。美国全国针灸中医认证委员会NCCAOM派出代表团向大会介绍了美国中医师针灸师的认证以及最近的一些政策变化,今年针灸师正式获得独立的职业代码,使这个行业正式成为美联邦认可的一个健康保健类职业。华盛顿州的针灸和东方医药协会(WEAMA), 两所中医针灸相关院校巴斯蒂尔大学(Bastyr University) 和 SIOM 的师生们都积极参与支持大会。

现场还有气功晨练、妇科大论坛交流等活动,活动参展商们也摆出的摊位。晚上精彩的节目表演更是将大会推向了高潮,在欢声笑语中,第四届美国中医药大会暨太极集团国际中医药论坛完美落幕。

 

来源:新华社作者:杨士龙 吴小军责任编辑:柳晨

新华社纽约1月18日电(新华社记者杨士龙 吴小军)如果没有碰到“针灸医师”魏辉,美国纽约芭蕾舞学校新生妮可的芭蕾梦可能早就碎了。

妮可家住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去年年初参加佛州一次芭蕾舞比赛前韧带拉伤,当地医生建议去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但那样会错过比赛。看到孩子的医疗保险可支付大部分针灸治疗费用,母亲雅西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带女儿去了魏辉的针灸诊所。没想到只扎了两次针,辅以艾灸治疗,小姑娘就得以顺利参赛并获奖。后来,妮可又去魏辉那儿巩固治疗了6次。

去年9月,妮可到纽约上学前,特地与母亲一起去跟魏辉道谢并告别。雅西卡当天在自己脸谱账户上贴出了女儿与魏辉的合影,并配文说,魏辉是她们“最喜爱的针灸医师”,称赞她“用爱心和耐心让女儿免除了对针灸和拔罐的恐惧感”,成功解除了孩子的病痛。

从不熟悉到逐渐认可,甚至依赖,雅西卡母女对针灸乃至中医的认识过程,是美国社会日渐接受和认可中医的一个缩影。

“中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可。”1999年,魏辉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目前是全美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三四年前,来我这里的病人,用保险支付针灸费的只有5%,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30%。”

她介绍说,1997年5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召开了针灸共识会议,决定承认中国针灸并正式应用于患者的临床治疗,这标志着美国在联邦层面正式认可了针灸。

美国50个州中,已有46个州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针灸立法,各州立法有所不同,但反映出地方政府对针灸这一健康产业的重视。资料显示,目前全美有执照的针灸师有4万左右,每年接受针灸等“整合治疗”的人口约3800万,已形成一个产值数十亿美元的重要产业。

“以前谈针灸和中医,这边人习惯称‘替代疗法’,现在称‘整合医疗’,明确了它是社会健保机制的一部分。”大纽约中医针灸学会副会长陈德成完全赞成魏辉的看法。身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博士的陈德成介绍说,针灸已通过立法的各州被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定点、定向、定额为医疗保险项目。

美国政府对“非正规传统医学”(相对于西医)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加大。NIH成立的国家补充替代医学研究中心,每年经费高达1亿多美元,主要任务是研究各种补充替代医学和疗法,其中对针灸和中药的研究已有几十个项目,太极拳、气功和推拿等也在研究之列。

魏辉和陈德成均表示,中医针灸之所以逐渐从健保产业的边缘走向中心,是与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以及独特显著疗效分不开。更现实的是,相对于西医,很多种病的中医治疗费用相对较低,风险小,候诊时间短。

“比如说,一些膝盖疼的病人,医院都建议手术替换,费用高不说,人工关节只管10多年,之后怎么办呢?”陈德成说。“我的不少病人都很感激地说,是我帮他们远离了手术台。”

然而,在“西医是正统”的美国,中医真正被全面认可还是远景。针灸、推拿、艾灸等与中医药被区别对待,即便是已被普遍接受的针灸业,也面临被瓜分蚕食和改头换面的危险。

陈德成说,一些西医根本未接受任何针灸培训,就宣称自己掌握了针灸技能,以抢夺针灸市场,当治疗效果不佳时,他们不认为自己技术不精,而是埋怨针灸无效,严重影响了针灸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

此外,大多数针灸医生活跃在临床前线,针灸科研是一个弱项,而西医作为“标准的制定者和判断者”,常用循证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医针灸。“中医针灸今后应加强科研,还要申请专利保护自己权益,”魏辉说。

陈德成指出,中医针灸界应该形成合力,推动立法和参与规则制定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权益。例如,在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美中医药学会为提升中医学术水平,保护行业利益,扩大中医针灸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华盛顿9月17日电 专访:“针灸是个好东西”——访全美中医药学会会长田海河

http://www.xinhuanet.com//health/2017-09/19/c_1121684776.htm

新华社记者林小春

第三届美国中医药大会16日至17日在华盛顿举行,来自美国、中国等国的300余名中医药专家参会。就中医在美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会议主办方之一、全美中医药学会会长田海河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针灸是个好东西”,但科研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药发展也应及早提到日程上来。

田海河说,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把中医带回美国,至今已45年。经过多年坎坷,中医在美国有了长足发展,现在已有4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完成了针灸立法,目前各类有执照的针灸医生约有4.5万人。

“这个发展形势很好,但是学术水平良莠不齐,而且中医尚未进入医学主流体系,”田海河说,“就像美国人选择餐馆时还是以西餐为主,喜欢中餐的人虽有,但仍不占多数。要把中医带入美国主流社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田海河说,作为外来医学,中医在美国“还是会受到一定排挤”,虽然临床、科研等为针灸有效性提供了一些证据,但还不是非常充足,“需要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让民众、媒体以及立法、保险等各方面能更进一步认可中医,接受针灸”。

他说,很多人都认识到针灸的价值,近期一些其他行业也想参与其中。“我们欢迎更多人来做针灸,惠及民众,但有些人只接受了很少的训练,就提供针灸服务,还有人把针灸改成‘干针’,试图绕过法律和执业范围限制去做针灸,非但没效果,还给病人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要反对,并普及知识,帮助民众找到合格的针灸师”。

田海河介绍说,“干针”本来就源于针灸,有人把针灸“改头换面”,说跟中医无关,“这是一种剽窃行为”。

谈到中药在美国的发展,田海河认为,中药在美国未列入药物范畴,只能归类为食品补充剂,不能宣传治疗效果,这限制了中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田海河说,这次大会是由全美中医药学会和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主办,目的就是团结更多的华裔和非华裔中医药相关人士,共同探讨如何抓住机会,应对挑战,提升整体学术水平,引领中医药在美国向正确方向发展。

在这次大会上,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刘保延作了题为《针灸临床疗效研究的思考与实践》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虽然针灸临床研究论文在1992年以后快速增长,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临床评价方法,缺乏高质量研究数据,为此中医学界制定了针灸临床研究和技术操作等一系列规范并仍在继续完善,希望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推动针灸堂堂正正进入主流医学体系”。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植物学评审组官员李静介绍了该机构有关植物新药的评审情况。她指出,截至去年年底,共有超过650种植物药物提出或通过“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其中绝大多数处于二期临床试验阶段,有两种获准上市。如果把植物药物按全新成分的药物看待,这个通过率“还不错”。

会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秘书长桑滨生介绍了中国《中医药法》及其对海外的影响,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学术报告。大会主要赞助企业同仁堂也介绍了其国际化之路,这家企业已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开设分店,正致力于提升这一中国品牌在美国的知名度。

2019-10-07 22:00:50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洛杉矶10月6日电(记者谭晶晶 高山)第五届美国中医药大会6日在洛杉矶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200余名中医药界代表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讨了中医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次会议由全美中医药学会主办。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湖北中医药大学、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新时代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将传统草药研制成植物新药等课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有关风湿病疼痛的中医治疗、妇科盆腔炎的中药治疗等课题的专题讲座。

在专题讲座中,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针灸微创肿瘤科主任黄金昶介绍了针灸治疗恶性积液、手足综合征、上腔静脉综合征等肿瘤并发症的最新研究进展。黄金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各国中医药界代表就中医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分享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中医在海外的影响力,并通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来弘扬中国文化。

第三届美国中医药大会引领行业提升,中西合璧盛会美中专家云集

林思哲、闻集普撰稿/田海河、魏辉、何崇、金鸣、欧阳晖增补
09/16/2017

第三届美国中医药大会于2017年9月16日至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凯悦酒店隆重举行,与会者不单是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TCMAAA),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的会员,还有来自中国,德国,英国,卢森堡,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中医针灸从业人员数百人参加了会议;尤其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特色疗法研究委员会会长刘剑锋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适宜技术专业委员会会长李日庆教授亲自带团出席了本届中医药大会。这次大会是由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TCMAAA)和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主办,美国中医学院、TCMZONE公司、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中医中心协办;安徽中医药大学美国校友会连同全美中医药学会针灸专业委员会、科研、商贸等三个委员会共同承办了这次大会。本届主题为各种代表针灸流派特色手法大演示,还同时举办了中美科研,教育论坛,北京同仁堂冠名“同仁堂美国中医论坛(华盛顿)”。

大会开幕式由全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执行长魏辉和从北京来参会的罗炳翔医师共同主持。首先由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主席,全美中医药学会会长田海河博士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位嘉宾和参会人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感谢组委会辛勤的付出,义工们的无私奉献,讲员们的倾心传授,参展企业的慷慨赞助,然后他提出美国中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呼吁美国各全国性的中医组织,中美中医各界人士团结合作,把危机转化为动力,一起把美国的中医针灸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随后由各位特邀嘉宾致辞;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刘宝延主席、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桑滨生秘书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副总领事李民参赞、维吉尼亚州议员Mark Keam 先生、前白宫替代医学办公室顾问田小明教授、美国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NCCAOM) 执行长Dr. Kory Ward-Cook,美国中医针灸院校资格评定委员会(ACAOM)执行长Mark McKenzie先生、美国中医针灸院校联合会(CCAOM)主席Dr. Misti Oxford-Pickerak 、美国针灸医师协会(ASA)会长Dr. David Miller、美国西医针灸医师协会(AAMA)会长Dr.Thomas Burgoon、美国华裔中医药总会陈业孟会长、同仁堂北美公司总经理Eric Brand先生、承办机构安徽中医药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贺德广医师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尤其是美国西医针灸医师协会(AAMA)会长Dr.Thomas Burgoon上台全程中英双语致辞让与会者惊叹,没想到一个美国白人能流利地用中文表达!全场气氛立马被他的国语演讲炒热。这下让紧接着上台发言的美国华裔中医药总会陈业孟会长有点不知所措,上台就说不知该用中文发言还是要用英文发言;最后他也用流利地英文演讲、秀一下他这个中国人的英文也很溜……对中医针灸格外看顾的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女士特意为大会制作了视频和发来贺信,并委托美国中医针灸联盟刘美嫦主席为中美对中医针灸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刘保延、桑滨生、田小明、田海河、魏辉、樊蓥、李永明、何红健等颁发了“国会议员奖励证书”。另外樊蓥博士获得了大会颁发的“美国中医学术杰出贡献奖”,魏辉医生获得“美国中医杰出组织贡献奖” 。出席大会的其他嘉宾还有国际标准化组织美国代表团团长,ASA副主席 Dr. Eric Buckley, CCAOM CEO David Sale先生等。美国南、北加州,纽约等中医师公会以及安徽中医药大学等友好单位都派代表参会或发来贺信。

大会主题发言由刘保延主席作了《针灸临床疗效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桑滨生秘书长作了《中医立法对海外中医的影响》,大会发言由FDA的李静博士,窦金辉博士作了《中药安全和审批规范》,NIH夏月博士作了《大数据时代对针灸科研的影响》的专题演讲,同仁堂美国总经理Eric Brand 先生作了《中药品种性状和异地栽培》 的报告,期间NCCAOM CEO Dr. Kory Cook,副主席Dr. Iman Majid, Dr. Zong Lan Xu,AAC 主席Ms. Marilyn Allen 举办了一个午餐报告会,分享了NCCAOM的宗旨和工作目标;TCMzone公司闻集普介绍该公司发展…… NCCAOM、TCMzone、加拿大董福慧铍针学院,奇正药业等共同赞助了午餐,令大家非常开心。

本次大会的中西合璧、内容新颖、水平高超,讲师团队阵容强大,针法演示请到了刘保延,董福慧,唐巍,郝吉顺,梁繁荣,陈德成,刘宝库,于卫东,刘伟,潘晓川和钱心茹教授。课题包括《浅谈气机的运行模式和针刺要点》、《筋膜疤痕针刺松解术在伤科的临床应用》、《针灸手法在头针中的应用》、《灵枢针脉体系理论与实践》、《动筋针法》、《温针灸治疗膝关节炎》、《针灸循经特异性临床评价及生物学机制研究》、《组织再生疗法在中医临床的应用》、《中医治疗眼科疾病的基本原理》、《皮神经卡压综合症针灸治疗》等丰富内容。科研和教育论坛请到了,李曰庆、梁繁荣、刘剑锋、鲍远程、陈建德、夏月、潘卫星、陈业孟、汪卫东、嵇波、Billy Reddy、Holly Bayne、Robert Hoffman等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成都,安徽,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大学的著名专家到会演讲;中美两地多位著名的中医专家陈述之独特理论与现场亲身演示特色针法,令很多已经是临床多年、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赞口不绝,惊呼神奇!学会和校友会的领导何崇,杨观虎,欧阳晖,陆飚,王德辉等主持了针法讲坛,樊蓥,巩昌镇主持了科教论坛。大会主办机构考虑周详,为了照顾到不懂中文的听众,专门配备同声翻译耳机,这种新颖的中英同声传译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

大会组委会为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付出了巨大努力,学会会长田海河,组委会主席魏辉,副主席贺德广、闻集普,以及科教论坛负责人樊蓥、巩昌镇博士亲力亲为;带领组委成员和义工们做了大量工作。感谢ATCMA学会翻译部孙健部长带领张伟英,郭宁毅,陆虹,洪淑媛,赵清彦等做出了令人称赞的工作;感谢ATCMA的王宁、郑丹两位医师在TTP投放、视频播放的认真工作、保障了演讲的顺利进行;感谢ATCMA的宣传部长林思哲、网络部长黄珠英两位医师带领摄录采访组成员(王德辉、陈智松、宋伟、陈永萍、Augus Simmons)在大会期间全程拍照、录像、以及对VIP进行采访活动,尤其是ATCMA的王德辉理事出动自己的专业录影设备,与宋伟医师分别负责主、副会场的全部讲座进行录影,并配合ATCMA法规部的陈永萍部长进行采访活动;感谢大会组委会副主席贺德广医师带领负责前台登记、捐款、场务等工作的团队成员(组委会人员:黄珠英、王宁、舒健、丁继红、尹承超、林文英、孙健、林思哲、王德辉,王雅荣、陈永萍、Augus Simmons、郑丹、宋伟、车桂香、张伟英、嵇波;义工团:赵洁、何洁、Donald Lefeber、郭宁毅、胡玉宁、吴会会、张红微、王彤、韩丹、廖岩、洪淑媛、陆虹、吴凯、赵清彦、朱崇斌、赵福生、陆兵、冷建萍等);感谢感谢Sarah Faggert女士在大会的宣传方面做出的奉献;感谢大会联络员萧嗣全医师的辛勤付出;感谢安徽中医药大学在美国从事中医临床的校友们,他们当中有半数出席了大会。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获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特别鸣谢本次大会的主要赞助方——北京同仁堂(国际);其他参展/赞助机构包括(字母顺序):American Acupuncture Council、Atlantic Financial Group LLC 、北京玄道堂医学研究院、BIO ESSENCE CORP. 宝生公司 、Blue Light Inc. 美国蓝光公司、C. A. I. Corporation、E-Fong Herbs Inc 一方公司、FARLONG PHARMACEUTICAL INC 发龙药业、KPC Products Inc、 Marathon Ginseng International Inc 马拉松参场、NatureKue、JT Herbs Inc 天江药业、Natural Health Care美国黎禧记、NCCAOM、NCG Medical、 Qualiherb 胜昌制药、Safeconnect Plus奇正藏药、TCMZONE LLC、THE WABBO Company 华宝公司、TS Emporium 德成行、UPC、USF Confucius Institute南佛州大学孔子学院等。

最后,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现场采访报道,以及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影师为大会拍摄了合影。本届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参会人员满意度极高,并期待着明年八月将在西雅图举行的第四届美国中医药大会之早日到来。

 

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首发

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首发

由樊蓥副会长代表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参与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NCI癌症替代医学办公室主导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召开的针灸治疗癌症症候专题会议共识:针灸的科学机制、临床研究证据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白皮书于日前正式发表

题为“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 Conference on Acupuncture for Symptom Management in Oncology: State of the Science, Evidence, and Research Gaps“(《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召开的针灸治疗癌症症候专题会议共识:针灸的科学机制、临床研究证据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的白皮书于本月在著名的《国家癌症研究院杂志》网上先期发表。

白皮书内容涉及了针灸治疗癌症相关症候的生物学机制、安全性、临床研究的方方面面(讨论了疼痛、疲劳、烘热、恶心/呕吐、口干,以及儿科肿瘤)、临床研究的方法学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该专题会议是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替代医学办公室主管针灸的Farah Zia医生和Oluwadamilola Olaku医生等联合召集,于2016年6月16-17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会议中心召开的。会议邀请了美国、欧洲和中国的19位针灸与癌症临床与基础研究、方法学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强大阵容请看作者名单)探讨了针灸治疗多种癌症症候的临床研究现状、潜在机理以及研究方法学的正面与反面教训,以及研究的薄弱环节等诸多方面。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副会长樊蓥博士也是上述与会作报告的学者之一。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我们群里比较熟悉的知名专家如劳力行博士和陆卫东博士等。其后召开了白皮书撰写会议。本次白皮书是经过1年多的撰写与修改才正式发表的,旨在“推动针灸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讲,就是意在以循证医学的证据、生物医学的语言向肿瘤科医生普及针灸治疗癌症相关症候的知识、促使针灸普遍应用于癌症治疗的临床,推动在各大医院建立肿瘤针灸科室、在院外建立针灸辅助治疗癌症的专科诊所。这是国家癌症研究院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推介针灸。

A meeting for drafting the White Paper on NCI consensus conference of Acupuncture & Cancer Symptom Management. From left to right: Helene Langevin, Weidong Lu, Libin Jia,Farah Zia,Oluwadamilola Olaku, Richard Niemzow, Claudia Witt, Jun Mao, Gary Deng, Shelly Wang, Ting Bao, Ann Berger, Lixing Lao. Some attendees not present in this photo. Photo provided by Arthur Yin Fan.

详情请看白皮书。

希望大家尽可能多地分享本文,把白皮书发给各位癌症患者以及他们的主治医生,让针灸惠及患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8年04月07日05:4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407/c1002-29909910.html

莎伦又一次躺在熟悉的床位上,针灸师樊蓥轻、稳、准地在她肩部和颈部的重要穴位扎上了细细的针。莎伦的耳边响起了柔和温馨的轻音乐,她慢慢闭上眼,呼吸均匀,心情平和。

樊蓥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与华盛顿特区持照针灸师,他的诊所——美京中医院位于弗吉尼亚州梅克林小镇。300平方米左右的诊所内共有15个床位。身为一名职业律师的莎伦·希普勒已经忘了这是她第多少次来到诊所接受治疗。

喜欢运动的莎伦今年60岁,她与针灸的缘分始于3年前。当时她的腿部得了肌腱炎,西医告诉她最快也要几个月才能恢复。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来到樊蓥的诊所。樊蓥仔细查看了腿伤后告诉她:“两周来做一次治疗,3次后就能康复。”

西医的数个月康复和针灸的3次就好,这差距大得让莎伦有些不敢相信。面对莎伦的怀疑,樊蓥只是笑笑说,咱们试试看吧。

出乎莎伦意料,一个疗程下来,肌腱炎竟奇迹般康复,她矫健而轻盈的身姿很快又重现跑道。

“太神奇了!”她在接受新华记者采访时禁不住多次感叹。此后,莎伦对中医从信赖到依赖,身体稍有不适,首先想到的就是看中医。目前,莎伦所参加的医疗保险覆盖针灸治疗,可报销80%。

律师工作压力大,导致莎伦睡眠不好。多次针灸后,她感觉睡眠明显改善;每次莎伦感觉有感冒前兆,或者美国将有流感,她就赶紧来找樊蓥。莎伦相信,针灸疗法帮她提高了免疫力。最近她肩部受伤,又是针灸让她免受了手术折磨。

如今,莎伦不仅是针灸的粉丝,更成了针灸的传播者。亲朋好友生病了,她会向大家推荐中医。85岁的老母亲经常背疼,她力劝母亲尝试针灸疗法。

莎伦对中西医治疗差别感触很深。“樊蓥和他的助手对我十分耐心、细致,我感到很放松,恢复得也快。如果是去看西医,幸运的话,医生会给我10分钟,然后就开药,或安排更多检查。看到我肩痛或脚痛,西医会给我打止痛针。我可不喜欢打针和手术。所以,我会来针灸诊所。我虽不知道针灸原理,但我知道它有效。我坚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中医。”

众所周知,阿片类止痛药包括杜冷丁、吗啡等,镇痛作用强大,但有极强成瘾性,这迫使人们接受非药物疗法。在各种非药物疗法中,针灸以有效和廉价脱颖而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进行的中医机理研究形成大量成果,此时成为有力佐证。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2007年7月发布题为《疼痛管理与阿片类药物流行》的报告指出,近几十年来针灸止痛已成为普遍做法,包括针灸在内的一些非药物干预手段是止痛的有力工具。

不久前,作为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副会长的樊蓥,参加了在美国国会举办的针灸推介会,向议员推荐和介绍针灸在止痛与治疗药物成瘾方面的作用。现场气氛热烈,40多人还尝试了耳针。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一娜 林小春 胡友松)

2017-12-28 13:37:38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7日电(记者林小春)美国针灸行业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确切的统计数字:2015年初,美国有执照的针灸师人数超过3.4万,另外还有62所针灸与中医院校以及10个博士生培养点。

在美国,中医师的法定名称是“针灸师”。由于历史与政治、文化等原因,中医师在美国各州法律中有着不同的名称,如东方医学医师和东亚医学医师,但大多数州称为“执照针灸师”。他们都以针灸为业,部分兼顾中药及推拿等。

全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樊蓥博士与弗吉尼亚州针灸协会萨拉·法格特博士近日在《结合医学学报》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一篇统计报告,他们通过给各州主管针灸执照的部门电话咨询并核对各州官网公布的针灸师名录,确定2015年初美国50个州与华盛顿特区加上海外领地共有34481名有执照的针灸师。

统计结果还表明,美国有执照的针灸师超过一半集中在三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32.39%)、纽约(11.89%)和佛罗里达(7.06%)。华人只占有执照的针灸师比较小的一部分,多数是白人和其他族裔。

樊蓥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是美国针灸业界第一次正式发布此类行业信息,审稿过程大约2年,经10多位专家评审才得以发表。先前也曾有人做过类似统计,但没有在学术杂志上发表。

樊蓥指出,与2004年的2.2万多人和2009年的近2.8万人相比,2015年的数字增长52.09%和23.30%,每年平均增长数约为1266人。由此推算,2018年初,美国有执照的针灸师人数将达到3.8万人。

另外,2015年初,美国有44个州及华盛顿特区为针灸或东方医学专门立法,目前则是47个州和特区有了专门立法。2015年初,有62所美国教育部认可的针灸或东方医学硕士生培养院校、10个博士生培养点。现在,美国教育部门认可的中医类院校降到了56所,都是私立的小型学校。

国医节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陳明 三藩市 )http://singtaousa.com/031811/sq01.php

三月十七日,是中國第八十二屆國醫節。八十二年前的一九二九年,任上海醫院醫務長的醫生余雲岫,早年留學日本,受日本明治維新取締漢醫的影響,主張「廢醫存藥」,他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律法之障礙案》。此案經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之議通過,準備正式施行。中醫面臨生死存亡的鬥爭。兵書有云:「置於死地而後生」。國民政府通過廢止中醫法案,把中醫醫務人員推向背水之戰,全國中醫界空前團結,群起反對。結果取得了勝利,並定每年三月十七日為「國醫節」。

中醫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產生活實踐和與疾病鬥爭逐步形成並不斷豐富發展起來的醫學科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世界文明進步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百多年前隨著華人移民到美國,也把中醫中藥帶到美國。據筆者所知,第一位來美國的中醫師就是黎普泰,他是廣東順德人,一八五四年四月,黎普泰在《金山日新錄》(The Golden Hills’ News)刊登中醫館廣告。以此算起,中醫中藥傳入美國三藩市已有一百六十年。

黎普泰的中醫館最初設在華埠華盛頓街,後遷至都板街夾企李街的錦生堂樓上。黎普泰以中藥治療奇難雜症,名揚遐邇。由於求醫甚眾,他一個人難以應付,便叫他的外甥譚富園來幫忙。  譚富園就讀於北京太醫院,是當時全國唯一的最高中醫學府。一八九零年譚來三藩市,襄助普泰醫館,聲名鵲起。三年後因黎普泰病逝,譚的父親譚子山在廣州行醫,命他回去幫忙,譚富園便回到廣州。

一八九四年,富園攜妻子及三子一女來加州,在南加州的列連埠(Redlands)創立富園醫局(Foo and Wing Herb Co.)。由於富園醫術精湛,妙手回春,聲譽日隆,引起西人醫師的妒忌,在報上攻擊中醫中藥不科學。譚富園把自己的醫案交給記者發表,證明中醫的奧妙,其功效一點也不遜於西醫,甚至有些西醫無法治療的奇難雜症,中醫能夠對症下藥,藥到病除。這場關於中醫是不是科學的筆戰,由於富園既有理論,又有治癒病例醫案佐證,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為弘揚中醫中藥作出了貢獻。

但是,歧視中醫中藥,並不因譚富園的貢獻而結束。一八九九年創辦金山華人仁濟醫院,只設西醫部,沒有中醫部,當時旅美華人有病多喜歡中醫診治,仁濟與華僑需求有矛盾,一年後停辦。

一九零零年,華人在三藩市創辦東華醫局,一九二五年改為東華醫院,始設立中醫門診。可是,中醫中藥立法的道路,在美國還是十分漫長的。在美國的五十個州中,只有佔人口五十萬的內華達州,於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通過第448號法案,第一次為中醫中藥立法,在法律面前承認中醫中藥的合法地位。而作為中醫中藥的兩大重鎮的加州和紐約州,至今仍沒有取得合法地位。目前中醫中藥唯一生存空間,就是在美國把中藥當作「保健品」經營。「中藥」的經營不是某個人某個組團的專利,藥材舖有商業牌照,就可開舖立市,有合法地位。「坐堂醫」開出保健菜單(處方),自然是合法的。中醫師在美國名不正言不順,美國學界稱中醫中藥為「替代醫學」。美國醫學會的標誌是「蛇」,奧巴馬醫改法案只有「蛇」,而不見有中醫中藥的「龍」。美國只在商業上承認中藥作為保健商品的合法地位,而沒有作為醫療衛生的專業領域承認中醫中藥的合法地位,豈非咄咄怪事。

針灸是中醫的一個科目,而中醫才是主體,目前加州州政府只承認針灸合法,而不承認中醫中藥合法,確是本末倒置,令人費解。

在迎接第八十二屆國醫節的時候,筆者倡議全美國的中醫中藥醫務人員,不分甚麼政治觀點,不論甚麼宗教信仰,大家團結起來,為爭取中醫中藥的立法而鬥爭。在這裡,筆者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吸取內華達州中醫中藥立法的經驗,以針灸立法為突破口,繼承和發展前輩爭取中醫中藥立法精神。

第二,中醫中藥全體醫務人員團結起來,不要「岐黃相輕」,而要「岐黃相親」。不要「同行如敵國」,要「同行如一國」。兩岸關係不是「一中原則」嗎?我們中醫中藥醫務人員也要樹立「一中原則」,就是爭取中醫中藥立法的原則,一切言行都要以有利於中醫立法為原則。

第三,贊同加州執照針灸醫師公會會長沈華舒的意見「實行學院教育與師徒教育相結合」。中醫傳統教育,是先有師徒教育,後來才發展為學院教育。現在卻出現只重視中醫高等教育,而輕視名中醫的授徒教育。這兩者各有優點,學院重視系統教育,師徒則重視專長教育。前者注重理論修養,後者注重臨床經驗。把二者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培養出一批既有高深的中醫基礎理論素養又有豐富臨床診療技術水平的醫務人員,才能投入美國主流社會,征服美國社會民眾,進而為中醫中藥立法創造充分條件。

第四,把中醫中藥提高到哲學思想和世界觀來認識。過去一些著名中醫稱為「儒醫」,就是他有具有儒家思想的根底。也有一些道觀的道士為名中醫,就是他們具有道家養生的根底。可見,沒有真正認識和領會儒家和道家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也就不可能真正瞭解和領會中醫中藥的真諦。中醫中藥是姓「中」,即使你已入了美國籍,但只要你是中醫中藥的醫務人員,你就永遠改變不了姓「中」。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之一,只有維護民族的特色,才有利於中醫中藥的走向世界,而要做到這一點,其根源正是淵源於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近年來,加州華裔參政人士取得很大的成績,我們希望這些參政的華裔官員和議員,不要忘記支持你們走向政壇的華裔選民。你們最好的回報,就是利用你們力所能及的影響,爭取中醫中藥早日立法。

 

 

 

譚頴秀 – 註册針灸師 http://kaywin.ca/WellnessCentre/LingLanWellnessCentre.aspx

7725 Birchmount Road Unit 29/30, Markham, Ontario L3R 9X3
Phone: 647-282-3996            Email: LingLan333@hotmail.com

譚氏曾祖父譚富園公受其父親中醫譚子山之薰陶, 就讀於北京太醫院學習中醫,曾在清朝末年任太醫,後跟隨舅父中醫師黎普泰(第一位到美國之中醫師),到美國三藩市行醫,再與康有為弟子在南加州的列連埠(Redlands)創立富園醫局。由於富園公醫術精湛,妙手回春,引起西人醫師的妒忌,在報上攻擊中醫中藥不科學化。富園公把自己之醫案交給記者發表,證明中醫之奧妙,其功效一點也不遜於西醫,甚至有些西醫無法治療之奇難雜症,中醫也能夠對症下藥,藥到病除。這場關於中醫是不是科學化之筆戰,由於富園公既有理論,又有治癒病例醫案佐證,終於取得了最後之勝利,為弘揚中醫中藥作出了貢獻。其四子譚少富繼承衣砵在加州行醫,退休後回港飬老。那時譚氏年幼未能跟隨叔公學習中醫,但他留下不少清代名醫陳修園之書籍及治療札記,令譚氏獲益良多。

譚氏從小移民來加,初習太極,後醉心於氣功,不斷研習各派氣功如少林禪功、道家氣功及治療氣功(五雷神針和日本靈氣)等。因先祖均是中醫,耳濡目染,便到加拿大中醫藥學院(北京首都醫科大學分校)修讀中醫針灸,畢業後跟隨多倫多中醫針灸臨床學院創始人沈清瑞中醫師學習運用多種臨床針灸療法。譚氏所用之治療針法,不限於傳統針法。她辨証論治,根據不同患者之病患,施以不同療法,例如:薄氏腹針、董氏奇穴、王氏刺血及黃氏耳穴等。譚氏精於氣功,扎針時運用五雷神針指法將氣輸入患者體內,同時配合氣功、靈氣或水晶療法等,推動患者體內之內氣,喚醒患者體內沉睡的臟器起來工作。本着醫者父母心,用心與患者共同對抗病魔,達到理想療效。

Foo Yuen谭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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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 Yuen

Tom Foo Yuen (1855-?).

Tom Foo Yuen was born near Canton, China, in 1855, and was educated at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at Peking. When he was only a little boy he made a trip to San Francisco with his father, and resided there for a short time. His father was a wealthy physician the late Dr. T. Gee Son and was also engaged in mercantile ventures as the president of a great mercantile association. In a general way he superintended the legal and business affairs of his company, and was on business of this sort when he brought his little son to America. Tom Foo Yuen's mother was a sister of the celebrated Chinese physician, Dr. Li Po Tai. About thirty years ago Dr. T. Gee Son lived in San Francisco for several years as a partner of Li Po Tai. Together they cured the diseases of many Americans, and testimonials of these cures were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s of the period. But his family preferred the climate of Canton to that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y therefore returned to Canton, where T. Gee Son again opened a hospital that he had formerly conducted with great success. Returning to China with his father, Tom Foo Yuen was educated as a physician with all the care and rigorous discipline usual in China, wher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re trained for this profession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school days. He was finally graduated, with high honors, from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at Peking. In 189u he came to San Francisco and was the first Oriental physician of his rank to visit America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a permanent home here. He became an associate with Li Po Tai, who was then getting old and unable to carry on all of his large business. He remained in San Francisco until 1893 and, during that time acquired an enviable reputation as a physician, both among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Sari Francisco and among many white patrons. (Source :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diet and Hygiene. Los Angeles 1902).<br /><br />

Tom Foo Yuen was born near Canton, China, in 1855, and was educated at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at Peking. When he was only a little boy he made a trip to San Francisco with his father, and resided there for a short time. His father was a wealthy physician the late Dr. T. Gee Son and was also engaged in mercantile ventures as the president of a great mercantile association. In a general way he superintended the legal and business affairs of his company, and was on business of this sort when he brought his little son to America. Tom Foo Yuen’s mother was a sister of the celebrated Chinese physician, Dr. Li Po Tai. About thirty years ago Dr. T. Gee Son lived in San Francisco for several years as a partner of Li Po Tai. Together they cured the diseases of many Americans, and testimonials of these cures were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s of the period. But his family preferred the climate of Canton to that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y therefore returned to Canton, where T. Gee Son again opened a hospital that he had formerly conducted with great success. Returning to China with his father, Tom Foo Yuen was educated as a physician with all the care and rigorous discipline usual in China, wher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re trained for this profession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school days. He was finally graduated, with high honors, from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at Peking. In 189u he came to San Francisco and was the first Oriental physician of his rank to visit America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a permanent home here. He became an associate with Li Po Tai, who was then getting old and unable to carry on all of his large business. He remained in San Francisco until 1893 and, during that time acquired an enviable reputation as a physician, both among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San Francisco and among many white patrons. (Source :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diet and Hygiene. Los Angeles 1902).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diet and Hygiene. Foo & Wing Herb Company. Los Angeles 1902.

Tom Foo Yuen was born near Canton, China, in 1855, and was educated at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at Peking. When he was only a little boy he made a trip to San Francisco with his father, and resided there for a short time. His father was a wealthy physician the late Dr. T. Gee Son and was also engaged in mercantile ventures as the president of a great mercantile association. In a general way he superintended the legal and business affairs of his company, and was on business of this sort when he brought his little son to America. Tom Foo Yuen's mother was a sister of the celebrated Chinese physician, Dr. Li Po Tai. About thirty years ago Dr. T. Gee Son lived in San Francisco for several years as a partner of Li Po Tai. Together they cured the diseases of many Americans, and testimonials of these cures were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s of the period. But his family preferred the climate of Canton to that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y therefore returned to Canton, where T. Gee Son again opened a hospital that he had formerly conducted with great success. Returning to China with his father, Tom Foo Yuen was educated as a physician with all the care and rigorous discipline usual in China, wher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re trained for this profession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school days. He was finally graduated, with high honors, from the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at Peking. In 189u he came to San Francisco and was the first Oriental physician of his rank to visit America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a permanent home here. He became an associate with Li Po Tai, who was then getting old and unable to carry on all of his large business. He remained in San Francisco until 1893 and, during that time acquired an enviable reputation as a physician, both among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Sari Francisco and among many white patrons. (Source :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diet and Hygiene. Los Angeles 1902).<br /><br />

黎普泰Li Po Tai

Herb Shops and Herb Doctors

in “Writers and the City: Philip P. Choy & San Francisco”

http://www.blogcitylights.com/2012/11/08/writers-and-the-city-philip-choy-san-francisco/

When the Chinese joined the Gold Rush of the ’40s, they brought two notable forms of culture baggage with them, worship of the gods and the ancient art of healing. Herb shops existed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until 1949, when the embargo on goods from Communist China brought an abrupt end to the business. Today,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use of herbal medicine has begun to thrive once again.

In the frontier west, the Chinese distrusted Western medicine, while non-Chinese sought the “miraculous” cures of herb doctors. One such doctor was Li Po Tai (1817-1893) from Sam Yup who found gold in Gold Mountain not by slaving in the gold fields but by treating over 100 people daily, Chinese and non-Chinese alike. According to legend, his patients included railroads magnates Leiand Stanford and Mark Hopkins. As his prowess for healing spread, people came even from the East Coast to seek his “miraculous” cures. Ever an astute businessman, Li Po Tai advertised his medical prowess with much hyperbole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His office o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Washington and Brenham Place was labeled a sanitarium on an 1882 Sanborn Map. (Originally drawn up to assess fire insurance liability, the Sanborn Maps proved a wealth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merica between 1867 and 1970.)

His fortune wasn’t entirely based on healing the sick. He also made money investing in real estate. In December 1870, Charles D. Carter’s Real Estate Circulars lauded Li Po Tai as the first “Chinaman” on the continent to invest in real estate, making money out of “white fools. “Carter predicted: “Between his profits from verdant white patients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the Doctor will be among our millionaires.” This prediction was a bit premature.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Li Po Tais wealth was estimated to be from $100,000 to $300,000 dollars, somewhat short of a million. Li Po Tai passed away on March 20, 1893, leaving a wife, four sons, five daughters, and two grandchildren. His oldest son and his nephew continued his practice in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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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sianreporter.com/reviews/2006/18-06chineseamerican.htm

BOOK EXAMINES RITUALS. Pictured is the funeral of Li Po Tai as published in Morning Call, March 23, 1893.

From The Asian Reporter, V16, #18 (May 2, 2006), page 18.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 Photo Story

Clayton Mory Schuster

https://theculturetrip.com/authors/claytonmschuster/

Chinese laborers saw an opportunity and opened their own businesses on the outskirts of Portsmouth, founding restaurants and laundries as well as offering domestic services. In the early 1850s, the area hosted 33 Chinese-owned stores, 15 pharmacies/herbalists and five restaurants. It was variously known as ‘Little Canton’ and ‘Little Shanghai’ until 1853 when the press dubbed it ‘Chinatown.’

Attacks on Purported Quacks

How legislation targeted Chinese doctors in America.

By Tamara Venit Shelton  TUESDAY, DECEMBER 03, 2019

https://www.laphamsquarterly.org/roundtable/attacks-purported-quacks

1878, ……..As Hall stood for trial at San Francisco’s Criminal Court, he fingered another local physician practicing without a license: the celebrity Chinese herbalist Li Po Tai. Li was the first of many Chinese doctors arrested under the Anti-Quackery Act. In the next year, six other Chinese physicians practicing in San Francisco were charged under the same law. All were convicted, paid their fines, and went back to work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民国以降,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学界为争取加入国家教育系统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彪炳千秋、永载史册的斗争。在此期间,诞生了我国第一个中医教育研究团体——中国医药教育社

从教育着手革新中医学术

自1912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发生后,中医界就展开了上书请愿、集会游行的不懈努力,但直到1938年,虽然已有众多的私立中医学校,而中医还依然没有被纳入教育系统。当时被公认为”中医领袖”的陈郁,”认为要彻底革新中医学术,那么从教育着手,实在是基本、合理的办法”,于是就联合饶凤璜、张简斋、陈逊斋、时逸人、高德明等人作为发起人,于1938年10月12日,共同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递交了《为组织中国医药教育社报送会章申请备案呈》:”建立及刷新中国医药教育,所有教育上应有之一切措施,如教学方法之订立、课程标准之草拟、各科教材之编纂、师生资格之规定,苟非有专门研究机关或团体,从长究讨,慎重研究,决难期其周密。发起人等有鉴于斯,爰纠合全国对于中国医药教育富有经验学识之专家,组设中国医药教育社,拟对上列各项问题,加以合理之讨论、具体之筹划,并将研究所得,公诸社会,或备政府咨询,庶中国医药教育得以导循正轨,迈步修途,实于医药学术、教育设施,两有裨益。””

1938年11月11日,中央社会部许可成立,11月13日即召开发起人大会,推选陈郁等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修正《章程草案》,分别呈请社会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经核准后,于1938年11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推选陈郁、曾义、高德明、张简斋、饶凤璜、时逸人、王药雨、蓝伯熙、陈震异为理事,陈郁、曾义、高德明为常务理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王伯陶、高星垣为监事。聘请陈立夫为名誉理事长,焦易堂、何键、朱庆澜、凌璋、颜福庆、彭养光为名誉理事(《中国医药教育社第一届职员名录》)。

研究并刷新中国医药教育

中国医药教育社以”研究并刷新中国医药教育”为宗旨,主要任务是:中国医药教育问题之研究改进,中国医药学校教学方法之设计及材料之编订,中国医药图书馆陈列所及展览会之筹设,中国医药教育团体及工作人员之调查统计和其他有关中国医药教育改进事项。

凡富有中医药之经验或学识者,经该社会员2人以上介绍,提请理事会审查通过后,即可成为正式会员。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综理、监督会务,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5~9人,监事3~5人。经费除会员费及其他收入外,并接受卫生及教育机关团体的补助(《中国医药教育社章程》)。

从四方面开展工作

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诸多工作,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拟订《中医学校教材编纂标准》并编纂教材。在193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成立了教材编纂委员会,专门拟订了《教材编纂标准》,并编纂了多种教材,如谢观与秦伯未等合编的《内科学》、胡光慈编的《小儿科学》、康昭谨编的《诊断学》、刘仲舆编的《针灸科学》、许锡彦编的《时病讲义》、高德明编的《实用方剂学》、陈郁编的《妇产科学》等。在教材尚未全部编纂完成的时候,就选择几种呈送教育部审查,总的评价意见是:”查该社所呈七种,以《实用方剂学》《针灸科学》及《妇产科学》之关于‘备考’部分、《诊断学》之关于‘望诊部分’,均尚多可取之处;其余各篇,尚应再加研究。”(《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

其次是制定《中医专科学校课目表》。早在1937年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召开的第39次会议就决定由教育部会同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参照《医学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拟订《中医教学规程》(《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会同教育部拟订中医教学规程》)。因全面抗战开始,政府迁都,此案遂被搁置。中国医药教育社成立后,”觉得仅仅自己几个人编些教材,这对于整个中医教育,显然不会起多大的改进作用”,为使全国中医学校的教学科目趋于统一、规范,以保证教育质量,由陈郁、高德明作为负责人,拟订了《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并于1939年4月由教育部公布,使得中医在名义上已经列入国家教育系统。

再次是主办中医研究班。1939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训练中医人才。正准备开始招生时,适值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各机关团体都奉令疏散,举办讲习所的事宜自然不得已而停顿下来。1939年11月,重庆的安全状况略为改善与安顿,即准备继续开办事宜。但鉴于此时日寇仍不时进行轰炸的客观形势,为适应环境便利和进行起见,中国医药教育社建议改用”研究方式训练”,卫生署对此表示赞同,遂于1940年春,开设了”中国医药教育社研究班”。

研究班以”启发与自动并用,以养成研究员自动研究之能力与兴趣”为目标,学习科目为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针灸按摩科学;学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注重医药理论学习,”采用综合及分析方法”;第二个阶段注重临床技能培训,”采用实验及统计方法”;学习方式采取”通讯”、”集合”、”实地”三种形式:

“通讯研究”,由指导老师编撰学习资料,印发各学员学习,如有疑义或其他不同见解时,可以通过信函的形式径直向原编撰人员质疑或提出意见。

“集合研究”,每月指定一日或数日,作为学员”集会期”,口头交换平日学习心得及疑义,并请指导老师参加,或答疑,或释义,或指点迷津,务使学员涣然冰释。

“实地研究”,由中国医药教育社会商卫生署中医救护医院或重庆其他设施完善的中医院,将研究班学员派送其处临床实习。

可见,该研究班是集函授教育、集中培训、临床侍诊于一体的特殊中医学校。应该说,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办学模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是非常适宜的,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与效果(《中国医药教育社的成长与发展》)。

后是举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为促进中医科学化及提高医疗效率起见,1943年4月卫生署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在重庆市区筹设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卫生署委托筹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并于1943年6月21日正式成立(《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于六月二十一日开幕》)。

治疗所所长由陈郁担任,高德明被卫生署任命为副所长。治疗所的应诊医师共有二十余人,凡是当时在重庆的中医,如张简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宦世安、郑曼青、胡光慈、康昭谨、方丙寅、董立侯、邹云翔、刘郁周等,差不多全被罗致。

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虽然从开办到停业不足八个月,但却办的红红火火,风生水起。1943年10月3日《新华日报》报道:”中医内科治疗所公布治疗统计,百天内应诊二千六百人。”至1944年2月15日停诊时,共计诊治患者5129人(《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抗战胜利后,中国医药教育社迁往南京。1946年,计划开设中国医药人员训练所,分医学和药学两班,分别培训高级中医师和中药调剂人员,但囿于时局,未能举办。南京解放前夕,陈郁迁往香港,中国医药教育社遂自行解散。

综上所述,中国医药教育社在特殊的年代与环境里,为摸索与推动中医教育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效霞)

延伸阅读:

       我的家,民国时期首都国医院旧址
南京光华门御道街,我居住的大院,其貌不扬,一处普通的单位职工住宅贫民窟,但这里却是中国传统中医走向现代中医的起点,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公办中医院的诞生地,这里是民国时期“首都国医院”旧址。在民国35年12月版南京地图上清晰可见此处“国医院址”的图标。
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聚集了太多的名医大家。一代宗师张简斋、国医泰斗张栋梁以及被尊称为“三卿一石”的随仲卿等金陵四大名医至今为人所追忆,由他们为主创建的中央国医馆、首都国医院和国医传习所,奠定了近代中医诊疗、研究和教育的官方举办模式,也确定了南京作为近代中医发展史中的崇高地位。“南京特别市中医公会”、“国医传习所”设于夫子庙长生祠;首都国医院起初设于毗卢寺,后择址于光华门内御道街大光路即我现在所居住的大院。
欧洲在近代政治革命以后,逐渐将医疗服务纳入国家体制之中。19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医师东来,西式的诊所和医院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卫生行政也逐步开展建立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系统。那么,中医是否也能建立医院?人们开始留意到,近代医院制度原来是一个带有深刻西医烙印的空间。
进入民国之后,中医开始努力兴办正规的医院。尤其是开办中医学校教育时,参照政府的学校规程关于西医学校应附设医院的规定,中医也把设立医院作为条件之一。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后,到香港各药店药行举行沿门劝捐活动,筹集了一笔资金,于1933年建成“广东中医院”,即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

随着中医的发展,各地又陆续有呼吁政府设立公立中医院的倡议。中央国医馆于1931年在南京正式成立,1935年中央国医馆焦易堂等发起在南京建设首都国医院,院址起初设在毗卢寺内,后迁址于光华门内御道路(现在的御道街)大光路,首都国医院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公办中医院,对中国中医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5年广东成立公办中医学校广东省立国医学院时,也制定了附设留医院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下文。
在中医院规范发展的事实面前,加上中央国医馆的努力,到1938年行政院终于行文正式允许中医称“医院”,可援用《管理医院规则》进行管理。
医院形制诞生于西方,它是以近现代的病菌理论和卫生与消毒措施作为技术基础的。中医设立医院也必不可少地要采取西式的卫生措施。所以说,中医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西医学知识共存的空间。这并不等于中医西化,而是在适应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中医的必需手段。

也许,我家窗外的那个高高是水塔,或许就是首都国医院的遗存?

我的家,民国首都国医院旧址

我的家,民国首都国医院旧址

录于民国35年12月南京地图,光华门御道路(街)国医院址,我的家

我的家,民国首都国医院旧址

中央国医馆于1931年正式成立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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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阳春三月

    哈哈,小伙子帅极了,青春年华。特欣赏倒数第三张,一家三口,有意思。问好。

    2012-4-10  07:29回复(1)

  • 卓荦

    真帅!就记得门口的那对华表了,绝对的中国风啊!

    2012-4-10  17:35回复(1)

  • 卓荦

    当成中山东路上的中央医院

    2012-4-10  18:24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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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蓥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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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uoxue.ifeng.com/a/20161215/50420804_0.shtml 转自《凤凰国学》

民国时中医界最高机构:“中央国医馆”的功过是非

2016年12月15日 09:16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米丁一

 

一、中央国医馆的诞生

回顾中西医论争史,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的“旧医登记案”(或称“废止中医案”)最为人熟知。此案甫一公布,即引起了中医界一片哗然,上海市中医药团体率先在《申报》刊登启事,要求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大会议定具体办法以应对。大会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顺利召开。议决成立全国性质的医药团体——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作为全国中医药界的“最高组织”,在领导中医抗争请愿、对外发声的同时,组织讨论决议,指导中医药发展,成为日后推动中央国医馆成立的重要力量。

全总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便是晋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撤消中央卫生会议的“旧医登记案”等,承认中医的合法性。请愿团拜访了谭延闿、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认为目的达到,安心返回了上海。

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会员拜谒中山陵(资料图)

然而,出乎中医界意料的是,这次请愿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很快又先后颁布公告,对中医进行限制,可见请愿并无实质性效果。与此同时,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逐渐受到政府质疑。1929年8月,全总会向国民政府卫生部呈请批准立案,卫生部以全总会名称、会章存在问题等为由并未执行行政院准予备案的训令,将呈文搁置。全总会未取得合法地位,直至国医馆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其撤销。

几次请愿却没有实际效果、呈请政府立案却被搁置,还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这些因素促使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中医药管理权、合法性的争取上,希望仿照国术馆,建立有官方授权的“中央国医馆”,切实掌握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宜之权。他们很快向政府提交了提案,同全总会申请立案过程相似,国民政府文官处训令卫生部核办国医馆。卫生部则回复称国医馆简章所列的管理国医国药事宜属于行政职责,不在学术团体研究范围之内,应该删除。同时用提案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其进行根本上的否认,态度颇为消极。而行政院将其意见转请国民政府后,不再过问此案。全总会对于建设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再次被卫生部束之高阁,未获通过。

1930年5月,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上再次提出设立中央国医馆,获得原则通过,交由政府拟定具体办法,中央国医馆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几经延期,中央国医馆最终于1931年3月17日召开大会宣告成立。

中央国医馆(资料图)

二、中央国医馆的运行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很快便选举、确定焦易堂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任副馆长。在他们的主持下,1931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通过国民政府审核,这一章程列举了中央国医馆聘请医药专家设立专门委员会;附设医院、医药学校;组织管理各省市国医分馆;奖励有贡献的医药专家等工作计划,几乎包含了中医发展的各个方面:学术研究、现实应用传播、教授传承、管理联络。可以想见,若是能够按照这份章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中医应能得到良好的发展,那么真正的实践到底如何呢?

中央国医馆理事会会场(资料图)

(一)整理、研究中医学术

由《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第一条所言中央国医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可知,中医科学化是国医馆众项工作中的重点。整理工作被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第二期为根据第一期审订的“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疾病名词;第三期则以前两期的工作成果为基础撰写全国中医药教材,并订正旧有中医药书籍。三步层层递进,最终目的即为谋求日后中医学术发展的一致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发展出“科学化”的“标准中医”。

在具体工作中,第一期工作较为顺利,而第二期工作,由于起初的起草人施今墨认为统一病名应以西医病名为最终依据。在发表后被指责不使用中医病名就是对中医的摒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即使更换了编审委员后,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不过国医馆之后并无动作,统一病名一项也就此草草结束。接下来第三期工作,虽在前期有征集中医书籍的广告,国医馆却并没有如期编审完成,只是检阅市面上流行的教材编成参考书单供教学使用,故也未取得较大进展。

(二)附设医院、发展中医教育

组织章程中附设医院及医药学校一项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在地方,以湖北省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指令公函为例。中央国医馆虽已下令准予备案,但还不到半个月,面对湖北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合法性以及受何机关管理的问题,国医馆就又下发了此时尚未取得附设医院的管理权,仅有名义上的“监督”一说,医院筹设还需要内政部、地方政府的批准及管理之意的训令。

中央方面,1935年底,就有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等人为筹建首都国医院宴请多位中央要人的报导。此后四处募捐筹款,1937年初招标动工。不过,首都国医院尚未竣工,国医馆就因为抗战爆发,随政府撤至大后方,医院也未能真正建成。

那么医药教育情况如何呢?

自1929年教育部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后,1932年行政院再次下令要求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的附设中医学校,也须修正为学社。对于此令,国医馆并未进行反抗,这引发了中医界的极大反对,认为国医馆不争取中医权利反替教卫两部办事,训令最终并未贯彻落实。

1937年2月,焦易堂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议请教育部将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获得通过。可惜的是通过后尚未及时制定详细规章制度,国医馆就因为日军的威胁被迫迁至重庆,提案的执行受到耽搁。

中央国医馆医药改进会江苏省分会成立大会(资料图)

(三)争取中医药管理权

中医药管理权本不在《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中,然而梳理国医馆工作,却发现其在此用力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即为促成《中医条例》的颁布。实际上,在最初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拟定的国医馆简章中,“管理国医药事宜”与“改进国医”、“研究国药”并列为国医馆所辖工作范围。只是在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时,卫生部将此条撤去。由于未被授予中医药管理权,中央国医馆在实际工作中屡受限制,始终不能很好地争取中医权利。因此1933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石瑛、陈立夫等二十九位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提交了《国医条例草案》。草案最终决议通过,交由内政部、教育部进行审议。

内教两部坚持认为国医馆是学术团体,并非行政机关,没有拟定条例的必要,决议将其修正通过,送交中央政治会议。7月,提案与行政院所附意见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议决将草案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此时身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在审议之前,走访了各委员,向他们解释《国医条例》的重要性,从而使草案顺利获得通过。最终,1933年12月立法院通过了《国医条例》,并将其改名为《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虽获立法院通过,但由于行政院的阻挠,迟迟未获得公布。其间各中医团体纷纷上书请愿。1935年11月,冯玉祥、石瑛等人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要求将《国医条例》公布实施,议决通过。几经波折,1月22日,《中医条例》正式公布。中医的合法地位得到基本确立。

(四)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国医馆

上述工作多在抗战爆发前进行,1937年后,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抗战时期主要工作重心是配合政府,为服务军队、后方抗战民众等作了很大贡献。

1946年,中央国医馆复员回到南京。此后两年,尚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即因国民党迁至台湾而解散,其工作也就至此宣告结束。

中央国医馆美国分馆(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三、多重视野下的中央国医馆

通过上文对中央国医馆运行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医馆的一些想法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个中缘由不仅有中医对于“科学化”问题的争论,更有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抵牾。

(一)政界视野中的中央国医馆

在国医馆运行期间,实际工作中一直伴随着发起者焦易堂等人与行政院对于中医药管理权的纠葛,两方针锋相对又妥协退让,我们或可猜测,中央国医馆成立运行的背后,有着国民政府内部的诸多博弈。

1929年“旧医登记案”提出时,正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之时,其心腹褚民谊的提案在中医团体请愿时被国民党元老反对,背后的原因固然有元老们个人对中西医的偏好。此外,廖仲恺案后,国民党元老与汪精卫产生隔阂,面对褚民谊提出的如此有争议的提案,他们公开反对,对其进行打压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根基深厚,其向日本学习“废除汉医”、追求科学以变革发展的思想以及其培植的势力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蒋介石与元老们之间本质还是相互利用,甚至偶尔相互打压的权力利益关系。故在请愿后不久,教卫两部再度先后颁布了限制中医的公告。与“限制令”对应,中医界再次晋京请愿,获得了蒋介石借用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挥光大”遗训的批示。支持中医与追随总理的联系变得更加明确、紧密,元老们更是顺势借助此力量维护中医。于是就有了上文谭延闿、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提出设立掌握中医药管理权的中央国医馆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召开方为汪精卫、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势力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之时,不知是对汪精卫废止中医派所掌控的卫生部做出妥协,还是为了尽快推动中央国医馆通过卫生部审查的权益之计,在谭延闿等人提交的设立国医馆的提案中,除“兹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一句外,在详细的工作、组织大纲中均未提到授予国医馆管理中医药权的相关内容。1930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公布之时,也就没有“管理中医药工作”一项的体现,最终导致了国医馆职能的尴尬。

中央国医馆正式开展工作后,中医药管理权缺失带来的掣肘促使石瑛、焦易堂等人于1933年6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制定《国医条例》,切实保证中央国医馆管理中医药的权力。对此,汪精卫在会上坚决反对,教卫两部也都未予通过。之后如上文所言,焦易堂各处拜访,推动了草案的通过,里面提到的国医馆管理权却被转给了内政部,“国医条例”也被改成了“中医条例”。

此期间正是汪蒋合流时期,双方虽都有争权,却也相互妥协。《中医条例》通过,一方面承认了中医的合法性,满足陈立夫、焦易堂等支持中医派诉求;一方面却又将中医管理权交给了内政部,并将带有民族性的“国医”还原为“中医”,迎合汪精卫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双方可谓各让一步。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中央国医馆自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等人将其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时开始,就已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派系斗争的工具。追求科学主义的汪精卫一方,欲以国家进步来获得权力认同;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元老一方,则希望标榜自身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来掌控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在整个过程中并无非常明确的指示,不难猜测中央国医馆是他用来制衡汪精卫一派与国民党元老一派的棋子,在双方互相争权打击对方时,坐收渔翁之利。中央国医馆是否能掌握中医药管理权,即在于汪精卫派、元老派及蒋介石三方的分合倾向,其地位、工作权限的变化又反映着各派系的起伏离合。

中央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讲义(资料图)

(二)中医内部对中央国医馆的争论

阅读国医馆成立时的诸篇评论文章,我们发现中医大都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是政府层面对中医支持的表现,同时,也有不少中医发出提醒,告诫同仁不要因此就依赖政府,放松对中医的研究。此外,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后能整理弘扬中医,使之能够进行“科学化”的改进,符合时代潮流,更好地发展,是中医界支持国医馆的又一代表。

然而,在国医馆运行后,中医界对其的批评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在“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草案”的颁布后,如名中医曾觉叟撰文称,中医以哲学为根本,西医以科学为根本,二者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央国医馆本应该维护中医,可是却以科学为中医的主要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医学说的精粹。统一病名建议书主张将西医当作中医病名的标准,以求中医“科学化”更引发了中医们的全盘否定,认为制定者完全为了“科学化”而将中医生硬套入西医概念,是将中医推翻的“恶毒”之举,对中央国医馆越发持消极态度,不予配合。

总结整个中医界对中央国医馆的讨论,不难发现,中医们对于中央国医馆的设立要么抱有国医馆可促进中医“科学化”以更好发展的极大期许,积极学习西医,要么采取较为极端的言辞对“科学化”进行抵抗,排斥西医。可见,此时中西医论争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起初中西医地位平等的相互汇通,到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出现高低分别,代表科学的西医,已在时代的热潮助推下成为中医汲汲以求或盲目抵制的目标。中医虽时时通过请愿、提案争取着与西医平等的待遇、地位,但实质上,中医的传统愈发松动,日后中医单方面向西医学习的格局自此初步奠定。

焦易堂解释:为什么把中医叫“国医”

 2017-03-12 09:45:02  江苏国医馆 转贴 from:  http://www.jssgyg.com/?yiguanlishi/93.html

焦易堂先生(1879—1950)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同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焦易堂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焦易堂酷爱中医学,极力提倡发扬中华中医药,保存国粹。他曾被聘任为中央国医馆馆长数十年,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他主持国医馆不仅逐步建立起各类研究委员会,创办了中医药杂志,编辑出版了部分中药教材,而且在各省市和国外华人居住地区建立起国医馆分馆、支馆。一些省市还办起中医学校。抗战期间,他先后在南京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创立中国制药厂,开办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由于他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撤消了废止旧医提案、设立中央国医馆、制定《国医条例》。他本人并非医家,却竭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医界撑起了一块生存的空间,为处于逆境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他这样解释:“国医”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向来是没有的。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这好比我国的文字本来无称为“国文”的必要,因为同时发现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诸种文字,于是主体提出“国文”一个名辞是觉得非常的必要。国医的意义,亦就是这样。

江苏省国医馆历史

 江苏国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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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即“中医”,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国人将中国的传统医学称为“国医”。“国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江苏省国医馆已有79年的历史,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党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1930年5月7日通过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翌年4月16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确立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药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分馆,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定每年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开始了近代中医诊疗、研究和教学的新模式,使近代中医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3月16日中央国医馆筹备会全体会员合影
 

江苏省国医馆又称中央国医馆江苏省分馆,于1931年12月7日由中央国医馆馆令“兹派王硕如、毕怀之、吴子周、王彦彬、向恭伯、尤九皋、朱永升、金仁甫、夏子雨、郭令之、曹丽青为江苏省国医馆分馆筹备员。

1932年12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预备会,推荐主席团,由王硕如、王礼文、尤九皋等人组成,讨论大会的各项议程。18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委员及各医药团体代表、各机关团体来宾,人数甚多。由王硕如任主席、闵金禾任司仪,镇江地方法院书记官吴鸣盛、药业公会常务委员尤九皋监票,选江苏省国医分馆董事会董事49人,开票结果冷御秋等49人为董事, 蔡香之等14人为候补董事,委任陆锡庚为馆长、王硕如、尤九皋为副馆长。馆址暂借三区党部。

1933年2月12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推选王礼门等十一人为常务董事,并选举吴子周为董事长。嗣开会聘任江苏省党政医药各界要人为名誉董事。因陆锡庚会长担任江苏省商会主席,事务纷烦,所有日常馆务面托王硕如代理,加委王硕如为江苏省国医馆代理馆长。1933年11月14日陆锡庚正式辞去国医馆馆长职务,认为王硕如在代理馆长期间工作井井有条实为当今不可多得之才,推荐王硕如为正馆长,于1933年11月29日中央国医馆2070号委令王硕如为馆长。

江苏省国医馆办公地址于1933年6月18日迁之镇江城外宝盖桥路第一区公所办公。

1933年7月16日召开第一次常务董事会议。

江苏省国医馆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整理学术,1993年7月25日成立了江苏省国医馆医药专门委员会,负责中医学术的整理。编辑出版了《王九峰医案》、《痘症辑要》、《吴中医药》等。

根据中央国医馆第3536号指令,于1936年1月1日元旦2时召开江苏省国医馆医药改进分会成立大会,由本馆编审委员郭受天为特派员临场监视,当场公推吴子周为正会长,章寿芝、耿耀庭为副会长,又推顾允若等19人为评议员,钱今阳等9人为修补评议员。

江苏省国医馆成立后各地成立支馆,纷纷举办国医学校、讲习所,诊所等。民国24年(1935年)6月29日,苏州中医自己组织了“国医联合诊所”,发起人有顾福如等,地址在景德路27号,分设内、外、妇、儿四科。

江苏省国医馆的成立,对当时全省中医学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https://www.zhzyw.com/zycs/zz/1591816135K6GJ8HE13B2L3A.html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

立学校、设学会、办杂志,一直都被近代中医学界视为振兴发展的“三大法宝”,其间诞生了至今被我们遗忘或忽视的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先期建成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国医传习所之筹备》)。

为便于解决种种掣肘之琐事,加之中央国医馆早就有成立国医专门学校的规划与蓝图,遂有将南京国医传习所改由中央国医馆主办之动议。1933年9月26日,在中央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先在长生祠设立国医传习所,扩充现有国医传习所董事会组成人员,加推南京市市长石瑛为董事长,焦易堂为召集人,并与张简斋、杜同甲、杨伯雅、隨翰英一起,负责起草《国医传习所章程》及具体规划,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1933年10月1日,在中央国医馆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推举张简斋为所长,隨翰英为教务主任,傅选青为事物主任,并再次议决“先办国医传习所,俟《国医条例》通过后,明年即办学校,招收正班学生”(《中央国医专校与医院之筹备经过》)。

为加紧进行筹备工作,成立了以焦易堂为主任,杜同甲、傅选青、沈仲芳等为副主任的筹备委员会。自此以后,南京国医传习所的主办单位升格为中央国医馆,并因此而奠定了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的地位。

1934年5月底,在南京国医公会长生祠旧址开始校舍建设,将于6月竣工,“大约九十月,决可开校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将开办》)。呈请南京市社会局核准备案后,决定先行开设“医学正科”与“补习班”各一班,“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宗旨,“有初中毕业资格及相当学历者,可入正科修业,五年毕业;参加南京市国医检验考试,无论已否及格而有志补习者,均可报考补习班修业,二年毕业”(《南京市国医传习所:中央国医馆主办,推张简斋任所长》)。

学习课程分为两种:“必修科目”包括党义、国文、理化学、生物学、解剖生理学、卫生学、医学史、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内科学、小儿科学(附痘疹科)、妇人科学(附产科)、外科学、临症讲义(医案)、临症实习;“选修科目”包括喉科、眼科、正骨科(附金镞科)、法医科、按摩科、齿科、花柳科、针灸科(《首都国医传习所续招男女生,定于九月中旬开校上课》)。

经过先后两次招考新生,最终录取“正科四十名,补习班三十名”,于1934年9月19日开学,24日正式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开学上课》)。

1935年8月,南京国医传习所再次招收新生,“第一次招生,已于八月二日考过”,“月底将再续招”(《南京国医传习所续招新生》)。

1936年,第一届“补习班”临近毕业之际,国医传习所呈请中央国医馆派人监督毕业考试,中央国医馆特派秘书主任周柳亭作为代表“莅场监试”(《南京国医传习所补习科毕业呈请中馆派员监试》),“经各科教授评定甲乙,均尚及格,随填毕业证书三十张,呈奉社会局盖印发还”后,又加盖了中央国医馆印章(《令南京市国医传习所据呈报补习班毕业证书请加盖馆印应予照准文》)。

筹而未竞的中央国医专校

南京国医传习所建成以后,中医学界兴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愿望与理想,终民国之世,一直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实现。

1937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成立后,“以《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业经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交教育部会同委员会妥为订定’,特商请卫生署指派隨翰英、张锡君前往教育部会商进行办法,并一面草拟国立中医专门学校预算,请卫生署商教育部于下年度开始时,在首都筹设国立中医专门学校”(《中医委员会建议创设国立中医专科学校》)。所拟订的预算草案,共计国币24.6万元,包括临时经费15万元(《国立中医专校积极计划进行:张委员拟就预算,刻已送教育部审核》)。无奈此时抗战的烽火已蔓延至南京,并被迫迁都,开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计划遂搁置下来。

1939年4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令各省教育厅查明中医学校办理情形,但延宕数年,却迟迟未见有任何主办公立中医学校的举措。

在194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孔庚提出了《限期成立国医专科学校,造就中医人才案》:“请行政院令饬教育部迅速延揽中医学者,集思广益,编辑教材,并限期一年内成立中医专科学校,普及各省市设立分校或训练班,以发扬民族固有医药。”大会议决如下:“以科学方法,研究我国原有医术及药材,为卫生行政机关及医药学校亟应切实注意之事,本案送请政府参考”(《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中医学校提案全文》)。

相关部门不但不予采纳,反而采取了一些倒行逆施的措施。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公然否定已经颁布的《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面对政府机关“前后言行之不符,实使人痛心疾首”的情势,“上海市中医药界积极自筹十亿元,以期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并“会同首都中医药界向政府请愿”,“结果尚称圆满,不日将展开筹备工作”(《中医药界一致要求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但囿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传习所复课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后,停办已达10年之久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张简斋所长的积极努力及南京医药界的募捐帮助之下,重新修葺被敌伪焚烧的长生祠并增加其他建筑设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向南京市教育局备案后,于1947年6月开始招录学生,报名者不仅男女均有,而且还有开业已数年的医师,但多数为抗战前在该所就读而未毕业者(《南京国医传习所复课》)。

当时,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已被当局勒令关闭与停办,“在今日中医药教育摇摇欲坠之势,国医传习所能够复校上课,也是中医药界中一朵奇异光彩之花”。为此,医声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兼特派记者张德培在开学前夕专访国医传习所,“报名上课者,大半为该所旧生”,“此次甄审者七十多人,及格者六十人。女生王问儒、王慧智、梁玄亭、沈慧君、蔡香帆五人,男生芮心斋等五十五人;系下午制,授课时间为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教材大半均由该所自编,内设教导处、事务处,其讲义为内科、外科、妇科、幼科、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方剂学、药物学;期间六个月,期满之后,即行重招新生,依旧为四年制。”(《南京国医传习所复校一夕访问记》)

1947年7月1日,南京国医传习所正式上课。除集中1934年和1935年录取的学生分别组成“特别训练班”外,还开始了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并筹备出版杂志等工作(《京国医传习所征书出刊》)。

其后,因国内时局紧张,有关国医传习所的讯息未见报道。南京解放前夕,张简斋携家人前往香港,南京国医传习所也曲终人散。

Someone asked me-“Dr.Fan, do you treat kids” -My answer is “yes”-we have treated kids’ conditions since 1986.

Currently we have pediatric patients 90-100 per month.

Major conditions in kids treated in our center are:

  1. ADD, ADHD, Tourette’s syndrome(Tics), Autism, OC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other mental conditions;
  2. GI issues, gassy, constipation or indigestion, etc.
  3. Chronic cough, asthma, nasal allergy;
  4. Skin issues, eczema;
  5. Premature, cerebral palsy, seizure, and other neurological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