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该被忘却的中医大师——孙振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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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该被忘却的中医大师——孙振寰大夫
——孙路平先生《医道》读后
作者 闫荃生
现在的百度搜索，被称为万能工具。然而当你输入“孙振寰”一词时，却找不到你想得到的结果，不由地会让人怅然若失。
虽说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有无数的东西永远地沉没到了时光的深处，但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该被忘却的，尤其是不该被忘却得这样迅疾。——比如说国医圣手、旷世奇才孙振寰大夫！
1957 年 7 月 5 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杭州西湖的刘庄别墅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闲谈之中毛泽东发现米高扬动作迟缓，行动吃力，便询问其原因。米高扬讲述了自己的患病情况，并且说在苏联治疗了很久，效果也不明显。毛主席告诉他：中华的医学博大精深，你可以试试针灸。我介绍给你一位很好的中医针灸大夫，他就是北京的孙振寰，你去北京之后，跟恩来同志讲，他会安排你的治疗。
1958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在这两首诗的小引里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吸血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早在 1956 年，卫生部就成立了江南防治吸血虫中西医防治组，孙振寰是这个工作组的主要成员。关于吸血虫病的严重危害性，毛泽东主席说，就吸血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吸血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从毛主席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卫生部这个工作组的责任有多重，每一个专家的医术有多权威，在消灭吸血虫病中的功绩和贡献有多大。
1969 年 3 月 21 日，正在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病的孙振寰被紧急召回北京。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总理向孙振寰详细询问了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孙振寰直言相告：处露至，大限日。恐罄其全力，最多五个月有余。果然，在当年的 9 月 2 日，即处暑节后10天，白露节前6天，胡志明主席终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这一天是越南的国庆节。在过去的10年里，孙振寰每年至少一次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病。
孙振寰者何许人也，竟然被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熟知和看重？简而言之，孙振寰大夫1958年至1972年在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工作，1948 年至 1971 年为数十名中央领导从事医疗服务。
孙振寰大夫于 1920 年出生于北平东四牌楼弓箭大院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全家靠父亲经营一家小茶馆维持生计。他十二三岁时就在一个老中医开设的中医馆里当学徒。学徒期间，他一方面潜心接受师傅的耳提面命和口传心授，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钻研各种佶屈深奥的中医典籍，靠着自己惊人的学习毅力和超常的天赋异禀，在学徒期的两三年里，虽然自己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却在辨证施治方面有了老中医的成熟与老道，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当时京城里许多知名的老中医。由于师傅认为自己无法再给予徒弟更多的东西，就让他另寻高门。从此孙振寰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从医的道路，以自己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技，高明的医术，几十年里，他巡诊过苏联、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许多国家，诊治了无数的疑难杂症，挽救了无数濒危的生命，创造了数不清的医疗奇迹，抽尽心丝悬壶济世，书写了一个国医圣手独步天下的人生传奇。
孙振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书写了几百万字的心得笔记，记录了一百多种疾病的诊疗医案和经验汇编，撰写了《经络学说概述》《奇经八脉论述》《针灸心悟》《中医疾病总论》和《中医对传染病论治》等著作，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医学后进。
孙振寰大夫治疗每一个病人，都会全神贯注，倾尽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每一个病人针灸，都是气功和针术并用，通过自己的手指，把平时练就的真气导入到病人体内，每每使得自己阳气大为损耗而精疲力竭。按照中医的说法，他用自己的真气和医术延续了病人的生命，而使得自己的阳寿大为减损。孙振寰大夫在 52 岁的年富力强之时，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倒下在人生的中途。一生之中，他救治和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却没有能在危难之时救治自己，不由得让人感慨造化弄人。
五十年前，一代国医大师孙振寰大夫像天空中的一束烟花那样，灿烂过后就寂然消失于苍茫人世。虽然他救治过的那些人还活着，虽然他的那些笔记和著作还在，虽然他的医疗传奇还偶尔在个别当事人的口中流传，网络上也还能间接地搜罗到关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毕竟在时间的无情稀释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稀薄了。
好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退休之后的孙振寰大夫之四子孙路平先生，用几年的时间整理研究父亲留下的笔记和著作，访问健在的长辈和当事人，在记忆中搜寻、复原父亲在世时自己亲历的点点滴滴，查找和翻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倾注自己对父亲的无限深情和对中华医学的无限热爱，完成了这部煌煌数十万言的大作《医道》。由孙路平先生的《医道》始，一个个业已消失的生命和故事，又重新回到人间鲜活了起来——孙振寰大夫在酒泉之下应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吧。
孙路平先生《医道》一书的写作宗旨，在“写在前面的话里”用短短几句话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就是“真实地反映父亲践行医道，再现老人家道行一生曾受众万千，传流百世于辉煌乾坤的足迹。”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根源，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一个医者一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遵从和追求医道。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具体到医学领域，就是从医之道。医之道，同样幽远难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孙振寰大夫一生的从医实践，就是在追寻医道的道路上，矢志不移，坚韧不拔，越走越高，越走越远，达到了一个现代医者的最高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孙振寰认为，医道就是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技和高明的医术的有机统一，三者缺一不可，而以医德最为重要。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孙振寰的眼里，只要有求医者走到他的诊所，无论贫贱富贵，都一律是他的病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大夫，就要有父母之心，病人有没有钱都要医治。几十年来，他胸怀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病人，坚持自己的诊断结果，表明自己的明确态度，斩钉截铁，毫不优柔寡断，毫不委屈顺从；他同时又嫉恶如仇，对飞扬跋扈者和嚣张蛮横者，坚决给与冷眼和蔑视，体现了他做为一个身怀绝技的医者的傲然风骨。
孙路平先生做为一代国医大师的后人，对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满腔的热爱，对中医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忧思，同时对中医在治疗疾病、养身保健中体现出的独特优势充满了自信。《医道》中写道，中医这个名称，是与西医相比较而才有了的一个叫法，中国的传统医术不叫中医，而叫岐黄、青囊、杏林、橘井、大夫和郎中等等，——如此琳琅满目的称呼，真叫人耳目一新。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是全方位的，当然中医也无法幸免。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要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西医西药欲与在中华大地上倾城掠地，必然要使尽手段甚至不择手段来围攻和诋毁中医。除了外国资本的险恶用心，国内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名流，把中医和封建迷信划了等号，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洗澡水和洗澡盆子里的婴儿一起倒掉。在孙振寰刚刚从医的那个年代，反对中医最有名的要数鲁迅、胡适和梁启超等。鲁迅先生反对中医情有可原，因为他的父亲常年患病却没有遇到一个好医生，甚至有一个医生开出一位药引子是“原配的小蟋蟀一对”，这样荒唐和离奇的事情，不能不让鲁迅怀疑和反感。而梁启超先生，因为尿血被协和医院误割掉了肾脏，还坚持说中医不好西医好，真可谓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舍命赞西医的“铁粉”。尽管中医做为一个几千年的事实和伟大的存在，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诋毁、蔑视和反对中医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个时期甚至嚣张到不把中医彻底打倒誓不罢休的程度。好在中医自身的强大会让事实说话。从国家层面讲，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弘扬中华传统医学的法规和政策，在民间层面，中国广大的老百姓对中医有本能的亲近，从中医本身讲，它在慢性病和疫病的治疗，在强身健体、疾病预防和保健方面，有西医不可替代和比拟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在于，有像孙振寰大夫一样的一大批中医医师，他们用精道的医术和业绩，证明了中医的神奇奥妙和博大精深。
《医道》一书从孙振寰大夫学徒出道写起，一直写到孙振寰大夫去世，前后跨越新旧两个社会三十多年的时光。但本书并没有平铺直叙，也没有呆板地堆积资料和数据，而是选取了孙振寰大夫在从医的一生中发生的十几个精彩故事，来表现孙振寰大夫的医道。这些故事把你引到了群山万壑之中，环环相扣，曲径通幽，一个高峰过后是另一个更高的高峰，可以说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让人欲罢不能。作者不是在简单地复述故事，而是一台功能强大的录音和录像设备，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理活动，都完整地保存和再现了出来。这一连串的故事就像一颗颗奇异而闪烁着瑰丽光泽的珍珠项链。《医道》一书，让人们看到了孙振寰大夫医德的高尚，医技的高超，医术的高明，鲜明地展示了中华传统医药学的神奇和无穷魅力，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学习中医、相信中医、传承和光大中医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医是一座远远未被认识和开发的富矿，很好地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医，就能够为我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医道》不是一部小说，但胜似一部精彩的小说。生活比想象更精彩，从《医道》可以得知。他描写孙振寰大夫治病，像弹琴，铮铮淙淙；像起舞，翩翩婉婉；像弈棋，娴娴静静；像赋诗，吟吟哦哦；像魔术，隐隐绰绰；更像是斗法，幻幻奇奇。
在民国时期，北平有位旧军人世家的一位年轻军官，因为长期在恶劣环境下战斗和生活，早早地就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每天在轮椅上生活且病情还在恶化，多年来一直在寻医问药，但国内顶级的协和医院的专家，以及德国的专家都一直在摇头，一致坚持认为防治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治疗方法就是截肢。巧遇孙振寰大夫之后，孙大夫在国内外专家的冷眼和家人毫不信任的目光之中，恁是用中医的多种手段，短短十几天就让这位军人站立了起来，不到半年时间就完全恢复了健康。孙振寰所用的方法之一是药浴。在四合院中垒起了一个大灶台，上面放上一口大锅，锅中装满了水，然后在锅上架了一个桑木的大木桶，木桶中同样装满了水。孙振寰将几味药材投放到木桶之中，就吩咐人用大火将锅中的水烧开。随后，孙振寰示意将病人抬了出来，用太乙神针法度入真气为他针灸了一番，又用艾灸法做了一番雷火灸，试了试水温，才让人将病人放入大锅上的木桶之中。木桶之中的药液与病人的脖子相齐。随着大锅内水的沸腾，木桶上氤氲着白蒙蒙的水汽。木桶中的水温在升高，似乎到了人类承受的极限。围观的人们有的在惊呼，有的在指责，有的在怒吼，有的在嚎哭，有的在谩骂孙振寰杀人，但守在大锅旁边的孙振寰镇静得犹如一个铁人，眼看着病人就要昏迷了过去，才把病人从木桶中弄了出来。接着，孙振寰又给病人针灸了几个穴位，病人的腿在麻木了几年之后，忽然就有了知觉，甚至能抬了起来。
针灸这种传统的医法，常常能展示出快速而奇特的疗效，而我本人就是针灸的受益者。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三天两头闹牙疼，我自己痛苦不堪，母亲也一筹莫展。有一天她决定带我去一个本家老中医那里试试。这位老中医是我的爷爷辈，但他当时是斗争对象，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心生恐惧。到了他家以后，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他就拿出几根银针扎在我双手的合谷穴上，针刺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一边用双手交替着捻转提按银针，一边问我是疼是困还是麻。也就一会儿工夫，我的牙就不疼了。而且从那之后，我的牙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像当初那样疼过。
1965 年 3 月，有一位香港的富商来到了孙振寰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内科诊室。病人是因为头疼而来看医生的，身边还跟着他的韩国籍的贴身保健医生。这位韩医自信满满，根本看不起任何一位中国医生。孙振寰在这位医生的蔑视和敌意之下，只是给这位郑姓的港商把了五分钟的脉搏，就确定他患的是脑瘤。病人家属和韩医一千个不相信，但在后来的仪器检查下，不得不承认这个冷酷的事实。病情确定后，孙振寰认为病人不适合手术。果然，在开颅手术进行到一半时，病人出现了危急状况，脑瘤没有得到摘除，而不得不终止了手术。最后，他们又返回来找孙振寰治疗。孙振寰竟然用神秘而神奇的祝由术，通过一种类似于意念的指诀，在大半个时辰了，就让病人头颅里的一个胶质瘤化作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就消失了。
1966 年 11 月下旬，正在中医研究院后院烧锅炉的孙振寰被一辆军车紧急接送到中南海西花厅为周总理出诊。总理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睡眠不足，劳累过度，思绪繁杂，导致脾胃不和，使得气上冲胸，嗝逆不止。发病当天，从早晨到晚上，他的保健医生用了很多办法，累得满头大汗，却没有一点儿效果。总理考虑到第二天要会见外宾，就只好连夜把孙振寰召来。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的孙振寰先是为总理把了脉，然后用指针法为总理治疗。不知不觉间二十多分钟过去，人们惊奇地发现总理的嗝逆已经止住了。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有极高天赋的孙振寰也是这样。
《医道》里多次写道孙振寰求知若渴的场面。他每天除了学医看病之外，最多的时间都是泡在了图书馆里。看书之外，不是练习针灸手法，就是练习气功。到北平的旧书摊上淘书，是他最上瘾的一件事情。他在图书馆里看书，是去的最早的一个，也是走的最晚的一个。凡是能够找到的医学典籍，孙振寰就要刻苦研读，非要达到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程度才要放手。他每天在图书馆如此用功，被同样在图书馆看书的另一个有心人看在了眼里。这个人是即将就任北平市卫生局长的谢振平，谢先生。随后不久，谢先生推荐他考取北平国医院学习深造，这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极大地夯实了他的国医学基础。
学习针灸，孙振寰悟出了三阶练习方法：第一阶，刺通硬物。先用五厘米的桐木板以二号针用捻针法刺通之，再逐渐加厚。随后改为更硬的木头，直到能够刺通棋盘为止。第二阶，刺通漂浮物。用盆盛满水，投入茄子、黄瓜等果蔬，然后用针刺之，而不使水溢出盆外。第三阶，刺通生物。用针刺生物，如正在睡眠的猫狗等，针刺之而不使之惊醒，还有窗户纸之外的苍蝇，针刺透其脊而使其不觉。只有练出此三阶的基本功，才能使得针刺在人的身上而没有痛感。经过了半年多的苦练，最难练习的第三阶，孙振寰奇迹般地成功了：用针刺街坊家的大黄猫，大黄猫始终在呼呼大睡，用针刺窗纸外的苍蝇，苍蝇竟然不飞。
练习指法是一个方面，孙振寰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悟道上。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心法》《御气施针法》《十四经发挥》《针灸聚英》《医宗金鉴》等更多的说不上名字的医学典籍，只要他看到的，就要悬梁刺股般地刻苦攻读。
《医道》一书告诉我们，孙振寰大夫是一位在国际上传播中华友谊的使者，中华医学和他的高超医术是其中重要的媒介。孙振寰在受毛泽东主席的推荐后，很快在北京为米高扬治好了折磨他几十年的慢性病，随后，在卫生部的安排下，孙振寰参加针灸专家代表团，到苏联讲学，开展中苏间的医疗学术交流。在 1959 到 1969 的十年间，孙振寰大夫每年至少一次到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病。1961 年应吴奈温主席的请求，孙振寰到缅甸为其治病，第二年又去了一次。1963 年，柬埔寨王国的王太后患病，在法国医生治疗四个月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孙振寰大夫被安排去为王太后治病。期间还顺便治好了王室成员梅耶夫妇一个人的坠堕伤和一个人的男科病。
《医道》一书，对孙振寰大夫的傲然风骨，通过生动的事实，做了多侧面和多方位的反映。
面对竞争对手的恶意报复，孙振寰一眼就看穿了这是竞争对手雇佣“医闹”，使用假死的诡计，一方面讹诈钱财，一方面败坏他的名声。随即保护现场而果断报警，当着警察的面，指出了对方使用的是什么伎俩，最终弄得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
面对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侦缉队人员，孙振寰毫不畏惧，不卑不亢，以自己的胆略和医术，让他们欲怒不能、欲罢不能，把他们收拾的服服帖帖。
面对一位老首长的孙子在自己面前的恣肆蛮横、颐指气使，孙振寰默不作声地推掉了治疗，直到这个傲慢的“王孙”三次登门邀请，做出诚恳的道歉直至下跪，孙振寰才答应他再次出诊为他爷爷看病。
在赴苏联讲学期间，面对一个苏联专家对中华医学和孙振寰医技的怀疑与责难，他不动声色地运用自己平时练就的高超气功功夫，把对方手里正端着的一杯热气腾腾咖啡，不知不觉就从手中突出上浮到了那个刁难者的头上，嘴里才说着“抱歉，我的气功功夫还没有练到家”，那杯咖啡就不偏不倚地倾倒在了那个家伙的头顶上。
《医道》在书写孙振寰大夫的治病过程中，还实录了很多的诊疗穴位，诊疗流程，诊疗验方，这事实上等同于一场又一场的现场教学，无论对于患者还是对于学医者，都有很好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或许是害怕把本书写得窄小、枯燥、平淡，作者在书中貌似无意其实是巧妙地从正文中忽然宕开，穿插进来一些闲笔，比如写“中医废止案”全过程的始末，写北京城里四合院的房屋结构，写药碾子、药戥子的形制与规格，写带着徒弟趁兴去品尝老北平的名吃“白魁”（其实是一种清真烧羊肉），等等。这样的闲笔，知识性与趣味性交融，即拓展了作品的宽度，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医道》一书在谋篇布局、情节设计、故事讲述、悬念制造、氛围烘托、人物刻画、正写侧写、化入淡出、时空穿越等多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上，都十分娴熟老练，有如庖丁解牛、轮扁削木。在文字的处理、材料的选用和情节衔接与过渡上，就像他的焊接技术那样美妙高超，看不出丝毫的迟疑和胆怯，更看不出他是一个业余作者。
《医道》一书的写作初衷，是作者为其先父的从医生涯作传，不至于让几百万字的笔记化为尘土，不至于让其先父的辉煌业绩湮没于时光。但怀念一个杰出的中医大师，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使之更好地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却不是作者一个人的私事、家事，而是大家的事，全社会的事，全民族的事，全体炎黄子孙的事。
开卷有益。
《医道》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见识中华医学的汪洋大海，见识中医领域的英豪俊杰；可以拓展你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中医学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望闻问切；可以改变你的认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一贯认为中医仅仅在治疗一些伤风感冒或慢性病上有一些疗效，且效果尚不确切。书中许许多多真实的事例告诉你，中医可以治大病，治急诊，包括西医也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可以更新你的观念。所有一切关于中医是落后的、过时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说中医落后、过时，一种源于无知，一种源于偏见，一种源于恶意。中医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岁月，始终在护佑着炎黄子孙的生命健康，她的体系博大精深，至今难于尽窥其堂奥。比如经络学说，比如针灸和艾灸的原理，比如放血法等等。西医是科学，是靠仪器和指标说话的科学，是分科的、断离的科学，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科学。中医是另一种科学，是系统的、辩证的科学，是现有的科学手段还不能够完全解释和说明的科学，是强调以强身健体、增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为主，是强调调息养气、意念统领、顺应自然界四季和昼夜变化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如果说西医是一条江河的话，中医就是一座高山， 江河永世奔流，高山万古耸峙。江河与高山相互映照，互为风景，福佑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对中医的自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对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和创新创造力的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心，我们就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创出中华传统医学在新时代里的新局面、新境界！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上帝造不出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医道》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有些章节显得拖沓，有些章节显得与全书的体例不甚相符，个别观点和认识尚存在偏颇之处，有些微幽玄妙的描写读者难以接受和认同，在校对上也存在多处明显的错讹等等，但这些均在商榷之列，均可进一步缮改。
白璧微瑕。
《医道》一书，谁读谁受益。
202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
注：
闫荃生先生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曾在首钢长治钢铁公司担任职教中心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2018 年退休。
Virginia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