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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Acupuncture history in China’ Category

为週恩来治过病的“江湖医生”-叶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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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Pascal 2015年04月11日11:06:0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江湖医生的英文

charlatan
empiric
quack

例句與用法

1. I simply spat my contempt and threw the drug back to the quack .
我愤怒地表示了我的蔑视,把药扔回给那个江湖医生。

2. When you go to the fair , beware of the quacks selling spurious medicinal herbs .
你 集的时候,当心卖假草药的江湖医生。

3. Those two quacks i’ve got working for me in the medical tent still can’t find out what’s wrong with me .
医务室裏我请来替我办事的那两个江湖医生,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我到底患了什厶毛病。

4. Don ‘ t be taken in he ‘ s just a quack.
可别上当- -他纯粹是江湖医生

5. After so many disappointments , he finds it hard to have faith in quack doctors.
经历多次失望之後,他对江湖医生失去了信心。 

6. A person who makes elaborate , fraudulent , and often voluble claims to skill or knowledge ; a quack or fraud
假内行,庸医,骗子精心製作或製造欺骗的人,而且对自己的技术或知识常常誇大其辞的人;江湖医生或骗子。

7. ” no , for I am only embarked in certainties , ” replied Danglars , with the air of a mountebank sounding his own praises ; ” to involve me , three governments must crumble to dust .
因为我隻做十拿十稳的交易, ”腾格拉尔用江湖医生吹法螺的那種廉價的雄辩回答说。 “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臺才行。 ” 
To act as a medical quack or a charlatan. 
当冒牌医生或江湖郎中
A charlatan; a mountebank. 
庸医,江湖郎中
Surely,as there are mountebanks for the natural body, so are there mountebanks for the political body: 
对於人底肉體既有江湖医生;对政治团體也確是有江湖医生的;
A hawker of quack medicines who attracts customers with stories, jokes, or tricks. 
江湖医生以讲故事、插科打诨或耍花招等方法吸引顾客的江湖卖药者

叶心清 (1908~1969) 字枝富,四川大邑县韩场镇人。1921年在武汉拜名医魏庭兰为师,得其金针绝技真传。1933年学业结束返回四川行医。返川後在成都、重庆设医寓和国粹医馆,坐堂应诊,因医术独到,对针灸学及中医内科有较深造诣,临床经验豐富,在当时四川医界颇有影响,享有“叶金针”之誉。

叶心清,解放前在成都就已出名,他叫什厶名字,人们大多不知道,隻知他凭金名医术医好了许多病人,姓叶,有“叶金针”之誉。解放前曾用金针與美国总统治病。

1955年,叶心清由成都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执医,併任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首长保健医生,为週恩来、贺龙等中央首长打金针治病。1958年,叶心清被派去为阿拉伯也门国王默汗迈德治病,病愈後被誉为“东方神医”;1961年,毛主席还手书著名诗作《类山关》送给他。1950年代後曾多次出国为越南胡誌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也门国王等国家圜首治病,屡获奇效,胡誌明主席赠亲笔签名照片送给他;範文同总理亲自授予他金质“友谊勋章”。

1954年,叶心清当选为第壹届重庆市人民代表,中医学会委员、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应邀到京工作;1960年被选为中央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63年初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理∶在卫生繫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誌、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繫,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厶联繫。

              ——引自壹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週恩来李先唸接见卫生繫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群主∶

Pascal, 院裏还有壹个老中医,姓叶,他们家的遭遇也很惨,下麵是他的壹个孩子发在群裏的壹段回忆,咱们院是有故事的大院,现在小夥伴们都在回忆,想出本书什厶的,你先看看叶心清女兒叶成媛的这篇吧。

“谢谢群主。始初同学邀请参加,隻觉得大院的记忆美好,但是太久远。过後宋小青再邀进群了。马上感受到淳樸的孩提情跃於字间,传於话语中。
 
在茫茫人海中,对壹位去世46年的老中医还有掛唸。谢谢徐晓天,吴方泽,孙铁兵,林亮,晓伟。汤澄东是小波的哥哥?谢谢汤伯母在父亲被抓第二天就到家中慰问,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
 
父亲叶心清,生於1908年,12岁拜湖北名医,学习中医,针灸(金针),十年学成,帮师三年。回四川行医。成就四川壹代名医,與1956年,成立中医研究院奉命與四川8位,全国36位名医调来北京,广安门医院。
 
1959年搬进大院10组。对门卢鬱文,後搬走,住进薛向晨,文革前因叛徒罪入狱;楼上叶挺母亲,併由长子长期居住;对门王小阳姐妹,及两个弟弟;三楼孙超,及千千,星星,娅娅,维维;对门阎宝航,夫人高素,革命战友,居委会主任,热心服务的好阿姨,长子闫明複。
 
邻裏关繫亲密白天厨房小门,大门,夏天凉臺门从来不锁。经常都有伯伯来聊天,常客闫宝航,孙超,徐迈进,吴传启,汤小波的父亲等。後来广安门医院修的老大夫楼,完全按照大院图纸,併分两套房子,父亲都留恋,舍不得去。
 
父亲在1967年9月17日 被两位军人以看病为由抓走,被革命组织反複抄家,为找电臺,黄金,客厅地板都撬翻。第二年壹月,被勒令搬到广安门外,第二機床萬对麵,平房杂院住。搬家时隻有2个单人三轮车的全部家当。
 
父亲被抓後壹直不知去向,罪名各个组织都在罗列,516分子,军统特务,国际间谍……在西单东北路口的大宣传栏上,是刘少奇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每天上学看着心裏就恐慌,真想下场大雨冲掉。1969年9月来人通知家中派壹人去看望父亲,上车後窗簾拉下,两个军人押送,进到壹座房子前,被带进房间,父亲瘦的如骷髅,满头白发,押送人站在旁边,四目相对,满噙泪水,三哥 紧告诉自己有了壹个女兒,父亲马上接着说,对他很好,想吃泡菜,都给了,要让二哥,三哥好好交代,通知时间到了,就这样结束。生死 别…
 
壹週後通知死亡。
 
父亲死後两个哥哥看管升级。壹直持续到1975年後。在1981年11月才算最後平反,开追悼会,有壹个很齐整的夫人群。康克清向家人说到,我们失去壹位好医生。我大姐回道,我们失去唯壹的父亲。

叶成亮

   叶成亮


  • 擅长∶

    神经繫统诊治消化繫统及运动繫统疾病有较高造诣尤其对…展开↓

  • 简介∶
    叶成亮,男,主任医师,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治疗繫毕业;1960—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西医 职学习中医班结业.1962—1978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医师;1978—现在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针灸科主任师、科主任.80年代以来,先後7次应邀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日本、泰国、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治疗及针灸指导.

二哥叶成亮,在西苑医院,其子叶章铭63年出生,当时在西郊幼兒园,被开除,去多个街道幼兒园都因反革命仔子受欺负,精神受到创伤。
 
三哥本人心脏受损,两次瓣膜手术後失去工作能力,兒子也7岁死亡。
 

小哥叶成焕67届高中,家中无经济收入(壹般单位给没有工作的家属,子女发最低生活费)而广安门医院,分文不给。在67年下到内蒙,下乡五年,无经济补贴,併政治压力…

无可奈何到四川投奔母亲,回到四川他少言寡语,没有生活兴趣,偏执,多发怪唸,工作不能持久,长期失眠,这是我壹生最悔恨的事情,不懂得那时抑鬱症。在75年回北京探亲後,更大的失落感困擾,我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另外壹个林业局工作,每年回家去,隻能21天,他的话就特别多,基本都是对北京的回忆。
 
在76年9月17日,也是父亲去世的日子他走了时年29岁。
 
他对王蓉的爱慕没有勇氣去表达,攘成壹个悲烈的爱情悲剧。王蓉是重情的人,让我感到对她太多的亏欠。”

《人民日报》(1982年4月13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医叶心清追悼会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医研究院不久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著名老中医叶心清大夫举行了追悼会。叶心清同誌於1969年9月病故,终年61岁。

蔡畅、谭震林、姬鹏飞和王光美等同誌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也送了花圈。王磊、张执壹、徐迈进、解方以及叶心清同誌的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了追悼会。

     杜钧福的博客

               文革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2013-08-18 14:24:52)

不了解事实或不承认事实当然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得出什厶结论。例如,我说江青张春桥等人固然幹了很多壞事,週恩来幹的壞事也不比他们少,很多人壹定不信或不承认。週幹的大的壞事,第壹是打到刘少奇,虽然主使者是毛,但週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第二是1970年的壹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壹六,週是主要负责人。在运动中数以百丌计群众遭到严重迫害,以至於连毛泽东都认为杀人太多了,於是紧急刹车。(可见王锐的研究文章)。那时有壹位国家级中医师叶心清给週看过病,但是文革中週说他是“江湖医生”、“五壹六”,很快瘐死狱中。现在叶心清的小传上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

我说週恩来幹的壞事比四人帮多,但不认为週是“壞人”,因为週幹的好事也比四人帮多。週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道德观唸和是非观唸都與普通人不同。但上述事实当然影响对週的评價。

       黨内健康力量析         杜鈞福          (2011-01-20 13:07:37)

现在说週恩来。壹般认为他是黨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在壹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的最大功劳是在極端混乱的局麵下,维持了这个大国政府的持续运作。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还没有崩溃厶?週恩来对此是有功劳的。而且,这不但是中国人民之福,而且是世界人民之福。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正常运作,像过去的义和团时代的慈禧政权,或今天的海地、索马裏政府,那将是怎样的局麵!对於週恩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因为在他後麵有壹位非常多疑的主人在那裏监视,不得稍有不慎。在與美国人谈判中有被抓住的口实,差点被打成第十壹次路线鬥争。况且还有壹个“伍豪”的紧箍咒在那裏不时唸唸。我们应该充分體谅乱局中的週恩来,正如要充分體谅败局中的李鸿章。“换了谁都不行”。

 

他为了维持这个局麵,还不得不在壹些力量所达部门(如外交部、體委)鼓励造反,扶植造反派组织。因为这些部门的造反派是“自己人”,还能讲点理,聽他的话。如果没有这些造反派佔?这个位置,让外边的学生组织来造反,後果更不堪设想。当然这样做也损害了壹些幹部如荣高棠,以及他後麵的贺龙。从这个例子看,壹些历史问题上的是非是很难区分判断的。

 

週恩来作为正麵形象,第二方麵的因素很少有人观察到。这就是,他支持毛的文革,併非完全被动。他对文革有他的期望。这集中表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对斯大林體製的批判。他曾说,斯大林的黨不如列寧的黨,列寧的黨是生动活泼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列寧的黨也不怎厶样,但比斯大林的黨还是强得多。週恩来还说过,文革前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打小报告。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所以,週有他的文化革命观,其中至少壹些是健康的,尽管未能实现。

 

顺便说壹下陶铸。我觉得陶铸是个小週恩来。在以上两方麵,都有陶铸的影子。

 

週恩来有大贡献也有大过失。最大过失是抓五壹六,?说涉及壹千丌人,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週在其中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和壹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审查不同,也和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不同,这个五壹六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曾经有的,隻有壹个很小的学生组织五壹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也隻能说他是个極左的组织,而不能说是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人早已被抓起来了。

 

但是从壹开始,週恩来就很肯定的说,外交部有五壹六。根?他的定性,外交部打了幾十个五壹六分子。在卫生部,他说给他看过病的中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五壹六掛帥的”,緻使这位著名中医很快瘐死狱中。

 

1970年1月,週恩来发表谈话,将五壹六从北京扩大到全国,将军队冲派也算了进去,点了王、关、戚、杨、餘、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的名,将他们都算做五壹六。根?壹项中央文件和週恩来、江青等人的讲话,在这壹年,抓五壹六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但是本来就是个子无虚有的东西,怎厶抓呢?很快,主持这项工作的吴德等人就觉得所掌握的材料全不落实,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週恩来挽救了运动。他说,不再查组织了,要查“罪行”。什厶是罪行呢?“背着中央开会就是罪行!”这壹下子,罪行的範围可就大了,而且可任意将任何行为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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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针灸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针灸医学是中国医学家一个伟大的创造,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光辉历史,历代以针灸著名的医家数以百计,针灸著作400多种。

中国针灸经清道光皇帝于太医院废止,民国时再次废止已日益衰落的情况下,然而在解放区,特别在缺医少药的军队保健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创院院长鲁之俊,于延安时跟随针灸治愈毛泽东肩周炎的中医任作田学习针灸,并于临床中研究针灸,使针灸在解放战争中对保证官兵疾病防治方面得到普遍推广与应用。另一位跟随鲁之俊学习针灸、研究针灸、推广针灸的朱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创办针灸实验所,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举办针灸学习班、培养教师、编撰巨著《新针灸学》,等等。

1951年7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建立针灸疗法实验所,由时任卫生部妇婴保健局局长的针灸专家朱琏任领导。

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接见朱琏时,有一番谈话:毛主席强调:针灸是科学,不是土东西,全世界各国都要学。今天是庆祝针灸,中医的经验是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研究,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的。

1955年11月19日,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将正式成立时,《中苏1956年技术交流协会》:“苏方希望派三名专家来华研究针灸治疗方法,期限三个月”。

1956年4月13日,苏三名专家来针灸研究所学习,教材用《新针灸学》俄文本,经过三个月学习回国后,在苏联大力推广与科学研究。

随着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中国中医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首家针灸研究所同时诞生。针灸在全国蓬勃发展,医疗推广、针灸教育逐渐发展,针灸科学研究深入展开,针灸作用机制,经络实质,特别针灸止痛乃至针麻作用原理之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针灸事业与针灸学术不断获得成果。特别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国际学者对中国针灸认识的加深,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之恢复,不断发生了多件震撼世界的举措,促成世界各国人民要求了解针灸,学习针灸,运用针灸的热潮。例如:

1971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Reston)访华期间突患急性阑尾炎,住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了阑尾炎切除手术,但次日出现术后腹部胀满感,接受中国针刺与灸疗,效果良好,出院回国,他以《现在让我告诉你在北京的阑尾炎手术》为题,于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转6版长篇,以及关于他参观上海针刺麻醉手术等。自此,美国媒体对中国针灸的兴趣大增,仅1971年即有二三百篇针灸文章发表,这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掀起国际针灸热拉开了序幕。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他观看了针刺麻醉下进行的甲状腺切除术;24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团成员30余人,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观看了由辛育龄主刀,在针刺麻醉下施行“右肺上叶切除术”的全过程。

代表团回国后纷纷称赞“针刺麻醉”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与世界多个国家与民众对中国针灸的关注,针灸热在国际不断增温。

1975年10月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应国际朋友的要求,于针灸研究所举办“外国医师针灸学习班”,为期3个月,有来自9个国家19名医师参加,这是继苏联3名专家来华学习针灸疗法后一次新的开端。继此之后,外国医师要求来华学习针灸的学者日益增多,为了满足国外学者的要求,我国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委托,先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办了三个国际针灸班,招收有志中国针灸的外国医师参加学习。1983年这三个国际针灸班分别更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中国上海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中国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截止到2010年三个中心已为140多个国家培养了数千名针灸人才。

1987年11月22日,经过国际针灸界学者之酝酿讨论,一致决定成立非政府性针灸团体国际联合组织——“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目前已拥有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9个团体会员,代表着20多万针灸工作者。世界各国的针灸从业人员远远超过20万人。因为,据有关统计报道,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提倡下,现在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已设立了针灸组织,有数以亿计的患者接受针灸治疗,针灸已为许多国家政府所认可的合法职业与医疗保健技术。

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针灸已是人类共享的医学。(作者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史|针灸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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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银针印初心

时间:2019-07-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1版 作者:李芮

  “朱琏虽是西医出身,却对针灸事业有着深入骨子里的热爱,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针灸医学的创新与发展。”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朱琏的针灸人生故事会上,来自朱琏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团队的刘兵与陈淑萍共同讲述了朱琏为针灸事业一生求索的历程。

一张朴素的面孔,一组记录着时光的银针,一颗对针灸事业的赤子初心,汇聚成了朱琏的飒爽风采与光辉岁月,她服务百姓健康的初心处处彰显,她传承创新针灸医学的使命熠熠生辉。

学初心:医者立壮志

  朱琏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团队历经6年,沿着她的人生足迹,走访她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从她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直的人格品行和伟大的使命担当中感悟一颗闪亮的初心。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上,来自延安的民间针灸医生任作田恳切地说:“我愿意贡献出自己30多年的行医经验,希望能让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与会的医生纷纷拿起笔,在学习针灸的报名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朱琏便是其中之一。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我与针灸学》一文中,朱琏回忆道:“我已经去过任老先生那边14天,学了学手法,抄了个手本,画了几张经穴图,但仍抱着怀疑态度。然而实行针灸以后,效果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无法解释了。”

战争年代,在临床实践中,朱琏敏锐地意识到,针灸有着疗效好、节省药品等特点,是在艰苦条件下同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它的合理内容,并加以发扬光大,这便是朱琏的“初心”。

1951年3月,朱琏编撰的《新针灸学》出版,受到国内外对针灸的广泛关注。同年8月2日,由朱琏主持创建的中央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今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虽然条件艰苦,但朱琏仍充满着干劲,不断丰富着针灸领域的研究。

悟使命:针者扬其用

  1955年4月15日晚上,朱琏被邀请去和毛主席一起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主席说起了《新针灸学》一书。原来,这本书他不但全看了,还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在开宴举杯之际,毛主席指出:“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1958年4月19日,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面就握住她的手,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朱琏回答:“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 主席又向朱琏详细询问了针灸治疗疟疾等工作,以及在各省市开办训练班的情况,朱琏均认真汇报。一番交谈下来,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说:“针灸大有名堂!”

经过2次会面,朱琏对发展针灸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对自己的使命更加明确,在针灸的科研、临床、对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得启迪:学者常谋新

  “但凡朱琏所到之处,都会留下她的革命足迹与赤子之心。”刘兵介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朱琏也时刻坚守着初心,不放过任何创新机会,她发明的“艾卷悬起灸”“埋针”等技术,深刻影响着当今针灸学科的发展。

1951年夏,朱琏去外地出差的列车上突发急性肠炎。她想用灸法自治,却没带艾绒,于是她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点燃,对准穴位悬起熏烤,结果病症得到很好的缓解。香烟卷熏灸的疗效让朱琏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她马上指导实验所开展研究,并将其定名为‘艾卷灸’。结果表明艾卷灸法不但使用方便,而且容易调节温度,这正是大众熟知的“艾条悬起灸”的来源。

中医人的初心和使命应该如何担当?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龙会认为,朱琏的事迹给出了答案。她为针灸事业发展趟出的路子和作出的示范,为广大中医人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李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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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uoxue.ifeng.com/a/20161215/50420804_0.shtml 转自《凤凰国学》

民国时中医界最高机构:“中央国医馆”的功过是非

2016年12月15日 09:16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米丁一

 

一、中央国医馆的诞生

回顾中西医论争史,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的“旧医登记案”(或称“废止中医案”)最为人熟知。此案甫一公布,即引起了中医界一片哗然,上海市中医药团体率先在《申报》刊登启事,要求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大会议定具体办法以应对。大会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顺利召开。议决成立全国性质的医药团体——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作为全国中医药界的“最高组织”,在领导中医抗争请愿、对外发声的同时,组织讨论决议,指导中医药发展,成为日后推动中央国医馆成立的重要力量。

全总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便是晋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撤消中央卫生会议的“旧医登记案”等,承认中医的合法性。请愿团拜访了谭延闿、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认为目的达到,安心返回了上海。

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会员拜谒中山陵(资料图)

然而,出乎中医界意料的是,这次请愿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很快又先后颁布公告,对中医进行限制,可见请愿并无实质性效果。与此同时,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逐渐受到政府质疑。1929年8月,全总会向国民政府卫生部呈请批准立案,卫生部以全总会名称、会章存在问题等为由并未执行行政院准予备案的训令,将呈文搁置。全总会未取得合法地位,直至国医馆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其撤销。

几次请愿却没有实际效果、呈请政府立案却被搁置,还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这些因素促使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中医药管理权、合法性的争取上,希望仿照国术馆,建立有官方授权的“中央国医馆”,切实掌握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宜之权。他们很快向政府提交了提案,同全总会申请立案过程相似,国民政府文官处训令卫生部核办国医馆。卫生部则回复称国医馆简章所列的管理国医国药事宜属于行政职责,不在学术团体研究范围之内,应该删除。同时用提案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其进行根本上的否认,态度颇为消极。而行政院将其意见转请国民政府后,不再过问此案。全总会对于建设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再次被卫生部束之高阁,未获通过。

1930年5月,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上再次提出设立中央国医馆,获得原则通过,交由政府拟定具体办法,中央国医馆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几经延期,中央国医馆最终于1931年3月17日召开大会宣告成立。

中央国医馆(资料图)

二、中央国医馆的运行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很快便选举、确定焦易堂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任副馆长。在他们的主持下,1931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通过国民政府审核,这一章程列举了中央国医馆聘请医药专家设立专门委员会;附设医院、医药学校;组织管理各省市国医分馆;奖励有贡献的医药专家等工作计划,几乎包含了中医发展的各个方面:学术研究、现实应用传播、教授传承、管理联络。可以想见,若是能够按照这份章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中医应能得到良好的发展,那么真正的实践到底如何呢?

中央国医馆理事会会场(资料图)

(一)整理、研究中医学术

由《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第一条所言中央国医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可知,中医科学化是国医馆众项工作中的重点。整理工作被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第二期为根据第一期审订的“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疾病名词;第三期则以前两期的工作成果为基础撰写全国中医药教材,并订正旧有中医药书籍。三步层层递进,最终目的即为谋求日后中医学术发展的一致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发展出“科学化”的“标准中医”。

在具体工作中,第一期工作较为顺利,而第二期工作,由于起初的起草人施今墨认为统一病名应以西医病名为最终依据。在发表后被指责不使用中医病名就是对中医的摒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即使更换了编审委员后,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不过国医馆之后并无动作,统一病名一项也就此草草结束。接下来第三期工作,虽在前期有征集中医书籍的广告,国医馆却并没有如期编审完成,只是检阅市面上流行的教材编成参考书单供教学使用,故也未取得较大进展。

(二)附设医院、发展中医教育

组织章程中附设医院及医药学校一项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在地方,以湖北省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指令公函为例。中央国医馆虽已下令准予备案,但还不到半个月,面对湖北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合法性以及受何机关管理的问题,国医馆就又下发了此时尚未取得附设医院的管理权,仅有名义上的“监督”一说,医院筹设还需要内政部、地方政府的批准及管理之意的训令。

中央方面,1935年底,就有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等人为筹建首都国医院宴请多位中央要人的报导。此后四处募捐筹款,1937年初招标动工。不过,首都国医院尚未竣工,国医馆就因为抗战爆发,随政府撤至大后方,医院也未能真正建成。

那么医药教育情况如何呢?

自1929年教育部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后,1932年行政院再次下令要求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的附设中医学校,也须修正为学社。对于此令,国医馆并未进行反抗,这引发了中医界的极大反对,认为国医馆不争取中医权利反替教卫两部办事,训令最终并未贯彻落实。

1937年2月,焦易堂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议请教育部将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获得通过。可惜的是通过后尚未及时制定详细规章制度,国医馆就因为日军的威胁被迫迁至重庆,提案的执行受到耽搁。

中央国医馆医药改进会江苏省分会成立大会(资料图)

(三)争取中医药管理权

中医药管理权本不在《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中,然而梳理国医馆工作,却发现其在此用力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即为促成《中医条例》的颁布。实际上,在最初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拟定的国医馆简章中,“管理国医药事宜”与“改进国医”、“研究国药”并列为国医馆所辖工作范围。只是在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时,卫生部将此条撤去。由于未被授予中医药管理权,中央国医馆在实际工作中屡受限制,始终不能很好地争取中医权利。因此1933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石瑛、陈立夫等二十九位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提交了《国医条例草案》。草案最终决议通过,交由内政部、教育部进行审议。

内教两部坚持认为国医馆是学术团体,并非行政机关,没有拟定条例的必要,决议将其修正通过,送交中央政治会议。7月,提案与行政院所附意见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议决将草案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此时身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在审议之前,走访了各委员,向他们解释《国医条例》的重要性,从而使草案顺利获得通过。最终,1933年12月立法院通过了《国医条例》,并将其改名为《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虽获立法院通过,但由于行政院的阻挠,迟迟未获得公布。其间各中医团体纷纷上书请愿。1935年11月,冯玉祥、石瑛等人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要求将《国医条例》公布实施,议决通过。几经波折,1月22日,《中医条例》正式公布。中医的合法地位得到基本确立。

(四)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国医馆

上述工作多在抗战爆发前进行,1937年后,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抗战时期主要工作重心是配合政府,为服务军队、后方抗战民众等作了很大贡献。

1946年,中央国医馆复员回到南京。此后两年,尚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即因国民党迁至台湾而解散,其工作也就至此宣告结束。

中央国医馆美国分馆(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三、多重视野下的中央国医馆

通过上文对中央国医馆运行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医馆的一些想法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个中缘由不仅有中医对于“科学化”问题的争论,更有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抵牾。

(一)政界视野中的中央国医馆

在国医馆运行期间,实际工作中一直伴随着发起者焦易堂等人与行政院对于中医药管理权的纠葛,两方针锋相对又妥协退让,我们或可猜测,中央国医馆成立运行的背后,有着国民政府内部的诸多博弈。

1929年“旧医登记案”提出时,正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之时,其心腹褚民谊的提案在中医团体请愿时被国民党元老反对,背后的原因固然有元老们个人对中西医的偏好。此外,廖仲恺案后,国民党元老与汪精卫产生隔阂,面对褚民谊提出的如此有争议的提案,他们公开反对,对其进行打压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根基深厚,其向日本学习“废除汉医”、追求科学以变革发展的思想以及其培植的势力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蒋介石与元老们之间本质还是相互利用,甚至偶尔相互打压的权力利益关系。故在请愿后不久,教卫两部再度先后颁布了限制中医的公告。与“限制令”对应,中医界再次晋京请愿,获得了蒋介石借用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挥光大”遗训的批示。支持中医与追随总理的联系变得更加明确、紧密,元老们更是顺势借助此力量维护中医。于是就有了上文谭延闿、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提出设立掌握中医药管理权的中央国医馆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召开方为汪精卫、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势力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之时,不知是对汪精卫废止中医派所掌控的卫生部做出妥协,还是为了尽快推动中央国医馆通过卫生部审查的权益之计,在谭延闿等人提交的设立国医馆的提案中,除“兹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一句外,在详细的工作、组织大纲中均未提到授予国医馆管理中医药权的相关内容。1930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公布之时,也就没有“管理中医药工作”一项的体现,最终导致了国医馆职能的尴尬。

中央国医馆正式开展工作后,中医药管理权缺失带来的掣肘促使石瑛、焦易堂等人于1933年6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制定《国医条例》,切实保证中央国医馆管理中医药的权力。对此,汪精卫在会上坚决反对,教卫两部也都未予通过。之后如上文所言,焦易堂各处拜访,推动了草案的通过,里面提到的国医馆管理权却被转给了内政部,“国医条例”也被改成了“中医条例”。

此期间正是汪蒋合流时期,双方虽都有争权,却也相互妥协。《中医条例》通过,一方面承认了中医的合法性,满足陈立夫、焦易堂等支持中医派诉求;一方面却又将中医管理权交给了内政部,并将带有民族性的“国医”还原为“中医”,迎合汪精卫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双方可谓各让一步。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中央国医馆自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等人将其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时开始,就已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派系斗争的工具。追求科学主义的汪精卫一方,欲以国家进步来获得权力认同;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元老一方,则希望标榜自身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来掌控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在整个过程中并无非常明确的指示,不难猜测中央国医馆是他用来制衡汪精卫一派与国民党元老一派的棋子,在双方互相争权打击对方时,坐收渔翁之利。中央国医馆是否能掌握中医药管理权,即在于汪精卫派、元老派及蒋介石三方的分合倾向,其地位、工作权限的变化又反映着各派系的起伏离合。

中央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讲义(资料图)

(二)中医内部对中央国医馆的争论

阅读国医馆成立时的诸篇评论文章,我们发现中医大都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是政府层面对中医支持的表现,同时,也有不少中医发出提醒,告诫同仁不要因此就依赖政府,放松对中医的研究。此外,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后能整理弘扬中医,使之能够进行“科学化”的改进,符合时代潮流,更好地发展,是中医界支持国医馆的又一代表。

然而,在国医馆运行后,中医界对其的批评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在“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草案”的颁布后,如名中医曾觉叟撰文称,中医以哲学为根本,西医以科学为根本,二者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央国医馆本应该维护中医,可是却以科学为中医的主要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医学说的精粹。统一病名建议书主张将西医当作中医病名的标准,以求中医“科学化”更引发了中医们的全盘否定,认为制定者完全为了“科学化”而将中医生硬套入西医概念,是将中医推翻的“恶毒”之举,对中央国医馆越发持消极态度,不予配合。

总结整个中医界对中央国医馆的讨论,不难发现,中医们对于中央国医馆的设立要么抱有国医馆可促进中医“科学化”以更好发展的极大期许,积极学习西医,要么采取较为极端的言辞对“科学化”进行抵抗,排斥西医。可见,此时中西医论争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起初中西医地位平等的相互汇通,到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出现高低分别,代表科学的西医,已在时代的热潮助推下成为中医汲汲以求或盲目抵制的目标。中医虽时时通过请愿、提案争取着与西医平等的待遇、地位,但实质上,中医的传统愈发松动,日后中医单方面向西医学习的格局自此初步奠定。

焦易堂解释:为什么把中医叫“国医”

 2017-03-12 09:45:02  江苏国医馆 转贴 from:  http://www.jssgyg.com/?yiguanlishi/93.html

焦易堂先生(1879—1950)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同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焦易堂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焦易堂酷爱中医学,极力提倡发扬中华中医药,保存国粹。他曾被聘任为中央国医馆馆长数十年,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他主持国医馆不仅逐步建立起各类研究委员会,创办了中医药杂志,编辑出版了部分中药教材,而且在各省市和国外华人居住地区建立起国医馆分馆、支馆。一些省市还办起中医学校。抗战期间,他先后在南京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创立中国制药厂,开办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由于他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撤消了废止旧医提案、设立中央国医馆、制定《国医条例》。他本人并非医家,却竭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医界撑起了一块生存的空间,为处于逆境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他这样解释:“国医”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向来是没有的。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这好比我国的文字本来无称为“国文”的必要,因为同时发现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诸种文字,于是主体提出“国文”一个名辞是觉得非常的必要。国医的意义,亦就是这样。

江苏省国医馆历史

 江苏国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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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即“中医”,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国人将中国的传统医学称为“国医”。“国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江苏省国医馆已有79年的历史,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党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1930年5月7日通过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翌年4月16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确立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药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分馆,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定每年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开始了近代中医诊疗、研究和教学的新模式,使近代中医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3月16日中央国医馆筹备会全体会员合影
 

江苏省国医馆又称中央国医馆江苏省分馆,于1931年12月7日由中央国医馆馆令“兹派王硕如、毕怀之、吴子周、王彦彬、向恭伯、尤九皋、朱永升、金仁甫、夏子雨、郭令之、曹丽青为江苏省国医馆分馆筹备员。

1932年12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预备会,推荐主席团,由王硕如、王礼文、尤九皋等人组成,讨论大会的各项议程。18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委员及各医药团体代表、各机关团体来宾,人数甚多。由王硕如任主席、闵金禾任司仪,镇江地方法院书记官吴鸣盛、药业公会常务委员尤九皋监票,选江苏省国医分馆董事会董事49人,开票结果冷御秋等49人为董事, 蔡香之等14人为候补董事,委任陆锡庚为馆长、王硕如、尤九皋为副馆长。馆址暂借三区党部。

1933年2月12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推选王礼门等十一人为常务董事,并选举吴子周为董事长。嗣开会聘任江苏省党政医药各界要人为名誉董事。因陆锡庚会长担任江苏省商会主席,事务纷烦,所有日常馆务面托王硕如代理,加委王硕如为江苏省国医馆代理馆长。1933年11月14日陆锡庚正式辞去国医馆馆长职务,认为王硕如在代理馆长期间工作井井有条实为当今不可多得之才,推荐王硕如为正馆长,于1933年11月29日中央国医馆2070号委令王硕如为馆长。

江苏省国医馆办公地址于1933年6月18日迁之镇江城外宝盖桥路第一区公所办公。

1933年7月16日召开第一次常务董事会议。

江苏省国医馆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整理学术,1993年7月25日成立了江苏省国医馆医药专门委员会,负责中医学术的整理。编辑出版了《王九峰医案》、《痘症辑要》、《吴中医药》等。

根据中央国医馆第3536号指令,于1936年1月1日元旦2时召开江苏省国医馆医药改进分会成立大会,由本馆编审委员郭受天为特派员临场监视,当场公推吴子周为正会长,章寿芝、耿耀庭为副会长,又推顾允若等19人为评议员,钱今阳等9人为修补评议员。

江苏省国医馆成立后各地成立支馆,纷纷举办国医学校、讲习所,诊所等。民国24年(1935年)6月29日,苏州中医自己组织了“国医联合诊所”,发起人有顾福如等,地址在景德路27号,分设内、外、妇、儿四科。

江苏省国医馆的成立,对当时全省中医学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https://www.zhzyw.com/zycs/zz/1591816135K6GJ8HE13B2L3A.html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

立学校、设学会、办杂志,一直都被近代中医学界视为振兴发展的“三大法宝”,其间诞生了至今被我们遗忘或忽视的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先期建成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国医传习所之筹备》)。

为便于解决种种掣肘之琐事,加之中央国医馆早就有成立国医专门学校的规划与蓝图,遂有将南京国医传习所改由中央国医馆主办之动议。1933年9月26日,在中央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先在长生祠设立国医传习所,扩充现有国医传习所董事会组成人员,加推南京市市长石瑛为董事长,焦易堂为召集人,并与张简斋、杜同甲、杨伯雅、隨翰英一起,负责起草《国医传习所章程》及具体规划,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1933年10月1日,在中央国医馆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推举张简斋为所长,隨翰英为教务主任,傅选青为事物主任,并再次议决“先办国医传习所,俟《国医条例》通过后,明年即办学校,招收正班学生”(《中央国医专校与医院之筹备经过》)。

为加紧进行筹备工作,成立了以焦易堂为主任,杜同甲、傅选青、沈仲芳等为副主任的筹备委员会。自此以后,南京国医传习所的主办单位升格为中央国医馆,并因此而奠定了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的地位。

1934年5月底,在南京国医公会长生祠旧址开始校舍建设,将于6月竣工,“大约九十月,决可开校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将开办》)。呈请南京市社会局核准备案后,决定先行开设“医学正科”与“补习班”各一班,“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宗旨,“有初中毕业资格及相当学历者,可入正科修业,五年毕业;参加南京市国医检验考试,无论已否及格而有志补习者,均可报考补习班修业,二年毕业”(《南京市国医传习所:中央国医馆主办,推张简斋任所长》)。

学习课程分为两种:“必修科目”包括党义、国文、理化学、生物学、解剖生理学、卫生学、医学史、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内科学、小儿科学(附痘疹科)、妇人科学(附产科)、外科学、临症讲义(医案)、临症实习;“选修科目”包括喉科、眼科、正骨科(附金镞科)、法医科、按摩科、齿科、花柳科、针灸科(《首都国医传习所续招男女生,定于九月中旬开校上课》)。

经过先后两次招考新生,最终录取“正科四十名,补习班三十名”,于1934年9月19日开学,24日正式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开学上课》)。

1935年8月,南京国医传习所再次招收新生,“第一次招生,已于八月二日考过”,“月底将再续招”(《南京国医传习所续招新生》)。

1936年,第一届“补习班”临近毕业之际,国医传习所呈请中央国医馆派人监督毕业考试,中央国医馆特派秘书主任周柳亭作为代表“莅场监试”(《南京国医传习所补习科毕业呈请中馆派员监试》),“经各科教授评定甲乙,均尚及格,随填毕业证书三十张,呈奉社会局盖印发还”后,又加盖了中央国医馆印章(《令南京市国医传习所据呈报补习班毕业证书请加盖馆印应予照准文》)。

筹而未竞的中央国医专校

南京国医传习所建成以后,中医学界兴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愿望与理想,终民国之世,一直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实现。

1937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成立后,“以《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业经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交教育部会同委员会妥为订定’,特商请卫生署指派隨翰英、张锡君前往教育部会商进行办法,并一面草拟国立中医专门学校预算,请卫生署商教育部于下年度开始时,在首都筹设国立中医专门学校”(《中医委员会建议创设国立中医专科学校》)。所拟订的预算草案,共计国币24.6万元,包括临时经费15万元(《国立中医专校积极计划进行:张委员拟就预算,刻已送教育部审核》)。无奈此时抗战的烽火已蔓延至南京,并被迫迁都,开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计划遂搁置下来。

1939年4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令各省教育厅查明中医学校办理情形,但延宕数年,却迟迟未见有任何主办公立中医学校的举措。

在194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孔庚提出了《限期成立国医专科学校,造就中医人才案》:“请行政院令饬教育部迅速延揽中医学者,集思广益,编辑教材,并限期一年内成立中医专科学校,普及各省市设立分校或训练班,以发扬民族固有医药。”大会议决如下:“以科学方法,研究我国原有医术及药材,为卫生行政机关及医药学校亟应切实注意之事,本案送请政府参考”(《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中医学校提案全文》)。

相关部门不但不予采纳,反而采取了一些倒行逆施的措施。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公然否定已经颁布的《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面对政府机关“前后言行之不符,实使人痛心疾首”的情势,“上海市中医药界积极自筹十亿元,以期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并“会同首都中医药界向政府请愿”,“结果尚称圆满,不日将展开筹备工作”(《中医药界一致要求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但囿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传习所复课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后,停办已达10年之久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张简斋所长的积极努力及南京医药界的募捐帮助之下,重新修葺被敌伪焚烧的长生祠并增加其他建筑设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向南京市教育局备案后,于1947年6月开始招录学生,报名者不仅男女均有,而且还有开业已数年的医师,但多数为抗战前在该所就读而未毕业者(《南京国医传习所复课》)。

当时,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已被当局勒令关闭与停办,“在今日中医药教育摇摇欲坠之势,国医传习所能够复校上课,也是中医药界中一朵奇异光彩之花”。为此,医声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兼特派记者张德培在开学前夕专访国医传习所,“报名上课者,大半为该所旧生”,“此次甄审者七十多人,及格者六十人。女生王问儒、王慧智、梁玄亭、沈慧君、蔡香帆五人,男生芮心斋等五十五人;系下午制,授课时间为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教材大半均由该所自编,内设教导处、事务处,其讲义为内科、外科、妇科、幼科、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方剂学、药物学;期间六个月,期满之后,即行重招新生,依旧为四年制。”(《南京国医传习所复校一夕访问记》)

1947年7月1日,南京国医传习所正式上课。除集中1934年和1935年录取的学生分别组成“特别训练班”外,还开始了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并筹备出版杂志等工作(《京国医传习所征书出刊》)。

其后,因国内时局紧张,有关国医传习所的讯息未见报道。南京解放前夕,张简斋携家人前往香港,南京国医传习所也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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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lleague Dr.Li in New York got a piece of antique acupuncture chart using President Nixon’s figure. It said only  25 pieces printed in 1972, Dr.Li got one of them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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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60s was published in May 2016 i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which, dry needling is mentioned in 1961 in China.

Liu LG, Fan AY, Zhou H, Hu J. 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60s. J Integr Med. 2016; 14(4): 285–290.

http://www.jcimjournal.com/jim/FullText2.aspx?articleID=S2095-4964(16)60253-4

Liu LG, Fan AY, Zhou H, Hu J.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Shanghai during 1960s JIM 2016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in 1960 was a key event for AA gaining practical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effort was a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hanghai First Tuberculosis Hospital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AA success was the great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local government. In December 1965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China issued a formal document acknowledging AA as an important first-level national achiev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a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the whol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China. AA was an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 that helped acupunctur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Keyword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pneumonectomy; Shanghai; histor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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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ZF, et al. Comparison of Trigger Point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World J Acupunct Moxibustion 2016

Authors: Peng ZF, Nan G, Cheng MN, Zhou K.

Main Points: Trigger point acupuncture (Dry Needling) is from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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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LG, Fan AY, Zhou H, Hu J.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Shanghai during 1960s JIM 2016

Li-gong Liu 1, Arthur Yin Fan 2, Hong Zhou 3, Jun Hu 4
1.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Research, Shanghai Research Center of Acupuncture and Meridian, Shanghai
200030, China
2. McLean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LC., Vienna, VA 22182, USA
3. 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Clinical Research,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Shanghai
200433, China
4. Acu-Herbs Healing, Citrus Heights, CA 95610, USA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in 1960 was a key event for AA gaining practical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effort was a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hanghai First Tuberculosis Hospital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AA success was the great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local government. In December 1965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China issued a formal document acknowledging AA as an important first-level national achiev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a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the whol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China. AA was an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 that helped acupunctur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Keyword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pneumonectomy; Shanghai; history of medicine

Citation: Liu LG, Fan AY, Zhou H, Hu J. 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60s. J Integr Med. 2016; 14(4): 285–290.
http://dx.doi.org/10.1016/S2095-4964(16)60253-4

Received December 31, 2015; accepted February 1, 2016.
Correspondence: Arthur Yin Fan; E-mail: ArthurFan@ChineseMedicineDoct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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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Old is Acupuncture? Challenging the Neolithic Origins Theory

by Bai Xinghua with RB Baron 
Abstract:
A thorough reevaluation of all extant literature, as well as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relics unearthed since the 1960s, confirms that acupuncture is not as ancient as has generally been assumed, and that it did not, in fact, appear and gradually develop during China”s neolithic Age (c 8000-3500BC). Rather, this great invention arose quite suddenly and rapidly developed approximately two millennial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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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 Against SB1457 SA2 – Amendment to allow Physical Therapists to perform non-surgical, medically invasive techniques in Illinois state.

To: WILLIAM E. BRADY

State Senator, 44th District
p. 309.664.4440 f. 309.664.8597

Hi, Bill Brady,

 

1. Dry needling is another name of acupuncture. I stayed in eastern China for about forty years (in Shanghai, Suzhou and Nanjing City, China before 2001), at that region, people call acupuncture Dry needling all the time (esp. Suzhou).

2. Dry needling described by physical therapists in USA actually belongs to one of techniques in acupuncture practice called Ah-yes (Ah Shi) or trigger-point stimulation, which is almost half of acupuncture practice we do everyday.

3. Dry needling use same needles as acupuncturists.

4. Dry needling uses one of languages for acupuncture mechanism explanation. Although acupuncturists use the Qi language, also use western style languages. The language of terms used in Dry needling actually another school of acupuncture.

5. The origin of Dry needling actually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66-1976), there were many (acupuncture) schools/styles. The term or language used in Dry needling was one of them. Using different language to describe the same thing could not as a new stuff. I mean Dry needling is totally acupuncture, not the new stuff other than acupuncture.

6. So, if from the point for protecting the public safety and being fair to each profession which using acupuncture, I strongly suggest physical therapists who like to use so-called Dry needling to spend same learning time/hours as acupuncturists. I mean at least 1,000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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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任校长—承淡安   http://www.jymxyjy.com.cn/news/list.asp?Unid=813
承淡安(1899一1957)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针灸医学家和针灸教育家、近代针灸复兴的杰出代表、现代针灸学科奠基人。曾身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任校长。

承淡安,又名澹盒,字启桐,亦字秋梧。1899年9月13日(农历八月初八)诞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华墅镇的一个中医世家。祖父承凤岗专治小儿病及麻痘,在当地颇具名气和威信。父亲承乃盈毕生以外科、幼科、种痘、针灸行其业。父亲性情温顺善良、待人亦至诚恳,虽然业务年年增长,但所接触的都是劳动群众,诊资不计有无,所以经济仍很拮据,生活过得艰难困苦。这些都对承淡安有深刻的影响。

1905年,六岁时,承淡安跟邻居方先生启蒙认字;八岁时又跟查先生学读四书;到十二岁时,读完《礼记》、《左传》、《幼学林》等三十余本书。1910年入华墅坊前龙砂义学读初等三年级。参照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学制》,小学初等4年,高等三年。承淡安读书聪明好学,深谙触类旁通的掌握知识要领,1915年即以各门功课第一的好成绩高小毕业,为此还留在学校当(两年)教员。淡安少小受祖父、父亲医文化熏陶和影响,身为世代名医之后的承淡安,自然是承门中医的唯一继承人。当教员不是父亲盈公的本意,只是想让他历练一下,懂得生活,提升为人素质,承淡安先生求学和从教经历,确实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当然,承淡安回家仍然要接受爷爷和老爹的医道知识传授。什么中草药、人身穴位……林林总总的医道知识引导着他亦步亦趋迈向中医领域。好在他从父学医悟性很高,甚得祖传绝技精要。1917年,家父盈公让承淡安跟随当地名医瞿简庄先生学习中医内科和外科,从此正式步入医道专业。期间,承淡安读完了《灵素类纂》、陈修园注《伤寒》和《金匮》、华氏《温热经纬》、汪昂《汤头歌诀》、《本草神农经》等医籍,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中医学业猛进,庭训加师传,使他的国医基础坚实而深厚,为以后的针灸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走强国之路

1919年,承淡安为寻辟西医学径,游学上海,正赶上“五四运动”在各大城市爆发。“五四运动”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开始,是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 民主 、 科学 ,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尤其西学东渐的思潮和民主科学思想,对这位青年中医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初冬,承淡安参加了汪泽办的中西医学函授;翌年,又到上海西医周星一实习,学习西药应用和注射疗法;同时,又学习了灵子术。结束中医入门学习生涯后的时间里,承淡安对医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西医方面,并参加了一系列的西医学习班。这个时期的承淡安,只要听到有新奇的、又好又快又灵的西医治病方法,总想去学一下,对自己父亲的针灸、挑痧、推拿等传统疗法,有些不以为然。直至1920年秋,患腰痛和失眠的承淡安,连续服用几个月的中西药都未见效,回到江阴后却被父亲用针灸很快治愈,这才改变了他对针灸的一时偏向,转而潜心研习针灸。1921年冬,他与父盈公的“世家业医”在华墅街面开业,一时门庭若市。承淡安先生从《针灸大成》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白天行医,晚上读书。还将原先的名字(承启桐),改为承淡安。在诊疗中,他发现许多 疑难病 症用中西医医治无效,还不如父亲针灸来的快。他以家学中医针灸之术为病人施诊理疗,一家三代以行医造福乡里,成为一方百姓的救命神医。从此,他对针灸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遂刻苦钻研《灵枢》、《针灸资生经》、《针灸大成》等书,专攻针灸技术,以及现代生理、解剖等医学知识。承淡安先生生当多事之秋,国家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先生悯之,思针灸能不药而愈病,奏效敏捷,是救民水火的捷径”。 1923年春,承淡安建议扩大为民治病的范围,得到爷爷的赞许。他第一次开始在距家八十里的北国镇集市上开设诊所,独立悬壶行医。他虽年纪轻轻却非常同情当时农民的疾苦,但凡穷人就诊尽量以针灸术施治,藉以减轻病人家里经济负担,乡里人无不交口称赞。

承淡安愤懑满清道光以“袒裼裸裎,有伤大雅,针刺艾灸,非奉君之所宜”加罪针灸,下令太医院永远废止针灸,宣判了中华针灸学术的死刑,致使针灸医学倡导乏人,举步维艰。这时,刚好距1822年针灸被逐出清朝太医院整整一百零一年,此时的针灸只是存于民间的一种手艺而已。加之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使中华民族宝贵的针灸医术奄奄一息,濒于灭绝。旧中国政治腐败,外侮内患,战火绵延,贫病者到处皆是。翻开中华历史长卷,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隋唐设立太医署,掌管医学教育,针灸成为其中一个专门学科。此后历朝历代,无不把针灸一科列为太医院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承淡安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毕生要为中国针灸医学正名,并弘扬、振兴针灸学术。他说:“我下定决心,挽此狂澜”。

1926年冬,先生先后在苏州、望亭、无夕等地悬壶济世,为民治病,扩大针灸医学的影响,对贫病患者不仅施诊给药,而且分文不取,因此深得病家的信赖。他最有名的创业宣言就是:“针灸之功效,既广且捷,针灸之使用,亦便亦廉,易于普及,宜于贫病,允为利民之国粹,实有推广之必要。”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抱病应诊,不受患者馈赠。他不但身体力行,还总是将胸中所学帮教指导同道中医师实施针灸术,共同为民义诊,一时间整个苏州城轰动了,人们奔走相告,击掌相庆,“针灸术”名声鹊起,人心的向背足以证明中国针灸医学的生命力。承淡安因为到处行医,所以着眼处均是广大贫病纠结的老百姓,让他更体会到针灸医术是拯救病民的最佳选择,决心以针灸为主要手段,为复兴针灸造就良好声誉,实现强国强民之梦。从此,承淡安走上了振兴中国针灸学教育艰难而曲折的创业之路。

针灸教育梦

1928年初夏,在苏州行医之际,承淡安参加了吴县中医公会.与中医季爱人、祝瞿卿、朱藕令、杨汉章几位同仁,共办苏州中医学校于王枢密巷。承淡安矢志以复兴针灸绝学为已任,打破针灸术不公开传授的保守观念,公开家学,并承担生理与针灸两门课的讲义编写与授课工作。学校虽然不满一年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办,然而,承淡安却由此开始了他的针灸教育事业。1929年,承淡安迁居苏州望亭设诊所,开门收徒。1930年10月,承淡安在吴县望亭正式创办了“ 中国针灸学 研究社”,这是近代 中医教育史 上最早的针灸函授机构,公开招收全国各地的学员,广传薪火。他通过印发教材,通函指导的方式,竭力从事针灸学的函授教育工作。民国初期,除江南外,国内许多地方针灸几成绝学!针灸技术不但得不到国民政府关注和倡导,相反民国政府百般歧视甚至妄图取消针灸一行。承淡安在苏州民间困境中苦斗,历时两载,最后又因经费窘缺而停办。

1932年10月,承淡安在无锡西水关堰桥重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恢复社业。为了办学,承淡安节省每一文钱,和学生在几间破旧的屋子里编写教材、书稿,复函学生问讯,晨昏相继。是年秋,承淡安完成了教材《中国针灸治疗学》的编写,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绘制的《人体经穴图》,经络腧穴清晰可辨,便于学员自学。他还亲自负责指导,解答疑难问题,深受学员的欢迎,也为该社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于次年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同时公开申明可为购买图书者免费解答书中疑问,引起读者极大兴趣。该书分四篇,第一篇“总论”,讨论了针灸术的沿革,针灸在治疗上的价值以及关于针灸的治疗和奇经八脉的研究;第二篇“经穴之考证”,讨论了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第三篇“手术”,叙述了针具的制造及其施针的手法,尤其强调了针刺并泻手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针灸手术名称虽多,除补泻手法外,余不足取;第四篇“治疗”,分别介绍了伤寒、温热病、暑病、霍乱、中风、惊风、癫狂、疟疾等42种病症的病因、征象、治疗、助治及其预后。为精确指示穴位,不仅用西医解剖部位予以解释,还用点穴后的人体照片予以影印,较之绘图更富有真实感,并在每个穴位都编写上号码,使人一目了然,有利于初学者。承先生以对学术极其负责的精神,不断予以修订,短短六年中,该书连出八版,内容不断丰富,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成为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针灸专著。

自承淡安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针灸研究机构——中国针灸学研社后,就以函授通讯研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发展社员,一年下来,函授学员遍布海内外,承淡安矢 志以复兴针灸绝学为已任. 1933年10月10日,承淡安在原先只限于社内交流的《承门针灸实验录》之基础上,创办了《针灸杂志》,此乃近代中国最早的针灸学专业刊物。内容辟有“论文”、“专载”、“杂著”、“问答”、“社友成绩栏”、“医讯”等专栏,原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针灸杂志》作为学术探讨之园地,是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针灸临证研究的基地。此后南北各地针灸研究组织纷纷成立,相互呼应,相互切磋。承淡安先后又出版《经穴图解》、《经穴大挂图》、《百症赋笺注》、《经穴歌诀》等著作。此时,承淡安放弃中西药物,专以针灸治病。国内外求学者日益增多。办学期间,组建了中国最早的针灸专门医院针灸疗养院,并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医知识引入传统针灸理论。在创办针灸刊物之际,承淡安还及时开辟了教学实习场所,明智地把握了针灸学实践性强的特点。承淡安在应用电针灸,并试制皮内针、揿针、梅花针、艾条灸等,经临床试用肯定疗效后,才推广应用。1934年开始,承淡安为了改善函授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辟出了教学实验场所,开设实习科,让学员参加5个月的针灸临床实习,这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受到学员们的衷心拥护。

“针灸也能救国”

办社中,承淡安先生渐感学识不够。1934年10月,承淡安不顾年弱多病,东渡扶桑,学习考察该国针灸现状和办学情况。历时8个多月,足迹遍及日本三岛。他与日本国针灸界人士切磋临床及理论,翻阅了国内少见、流传于日本的针灸古籍,并与日本东京针灸高等学校校长板本贡 教授 晤谈针灸,被赠予针灸专攻士学衔。在日本期间,承淡安四处奔走、多方搜集日本的教学、科研资料和针灸器械。从中发现了《铜人经穴图考》和我国早已失散的元代滑伯任的名著《十四经发挥》,这部古典珍籍的失而复得,辉映了承淡安的拳拳之心。他怀揣复兴中国针灸的信心和雄心,重新回到了他热恋的故土,开始新的事业征程。

1935年6月,针灸研究社内的组织机构日趋完备,先后创设了治疗、发行、编辑、阅报等辅助科室,从而使研究社名副其实地初具专业学校的规模。从日本归来后,又创办了中国近代针灸专业学校——“中国针灸讲习所”。明确规定学制,设有三月的速成班,六月的普通班和二年制的本科班。学员须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国文水平,经考试合格方可录取。讲习所开设了内经、经穴学、针科学、灸科学、针灸治疗学等系统的祖国医学方面的课程;为谋求中西之汇通,并保证能在当时国民教育中取得合法地位,特开设解剖、生理、病理、消毒及诊断学等西医课程。

承淡安一面联合同道在无锡筹组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及针灸疗养院。同时,他潜心普译日本国针灸经络著作好多部,为此承淡安倾其所有,在中国针灸学研社附设中国针灸讲习所。该所在1936年创办了针灸疗养院,设病房、门诊,接待需要针灸治疗的患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将原先的函授教育升格为正规的学校教育,扩大校舍、丰富课程、添聘教师。1936年末,中国针灸讲习所扩充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增加二年制毕业的本科班,对二年制的本科生,还增设了难经、医论、伤寒、金匮等中医经典和经穴、点穴等专科,尚有国文、日文、体育诸课程,并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在原针灸门诊基础上首办针灸医院(受当时政策限制,取名为针灸疗养院)。1937年,承淡安将平生积蓄,悉数用以建筑教学楼,扩充学校,并添设图书馆。随着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讲习所和专门学校的不断发展,先后结业学员共3000余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无锡沦陷,教学楼未及竣工,侵华日军的飞机很快将学校夷为平地。为免遭日寇驱役,让传统针灸术为国难当头的中国人服务, 1937年冬,踌躇满志的承淡安决定避难西迁,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入川。在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下,仍不忘初衷,他一面随处为患病者看病,一面沿途带徒授学。每到一地他都设有短期或临时的针灸培训学习班。如在 湖南桃源 举办了训练班三个月;在成都开办了“中国针灸讲习所”和“成都国医学校”;辗转德阳时,又创办了“德阳国医讲习所”。八年抗战中,培养近千名针灸学徒学员。面对缺医少药的抗战后方,他还曾发出“针灸也能救国”的呐喊。抗战八年中他坚持行医、授课。他开设的针灸分校、研究会遍及南方各省,以及香港、东南亚地区。

抗战胜利后,承淡安从四川回到苏州,决定重新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经过一番努力,针灸学研究社又恢复了昔日景象。《针灸杂志》又如期复刊出版,后来更名为《针灸医学》,共出版21期,后因为内战残酷,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被迫停刊。

“澄江针灸学派”

承淡安兴办学社,弘扬针灸,开展针灸教育,是他最突出的成就。教学医疗之余从事著述,毫不懈怠。在针灸研究实践中,承淡安一方面强调要弄清中医学理,并从临床上去摸索和证实阴阳、五行、营卫、气血,以及解剖学上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经络,掌握针灸治病机理。另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承淡安吸收了如神经纤维损伤的变质学说、电气交流变化学说、海特氏带反射学说、物理刺激促使神经机能兴奋或抑制学说,等等,以及针灸激发网状内皮细胞的防御、营养、修补能力,针灸提高活体生理机能对抗疾病的抵抗能力,针灸兴奋知觉神经,并通过交感神经机能亢进而影响造血器官等学术研究成果;积极将日本对针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吸纳到自己的著作中,并试图运用巴甫洛夫神经反射理论,阐述针灸作用机理。对于针灸的临床价值,承淡安用“便利、速效、经济”三个词进行了总结,认为针灸治病,简便易行,收效甚速,利国利民,是普通百姓降低医疗费用之首选。

他一生撰写论文数十篇,出版医著12种,译作4种,主要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针灸治疗实验集》、《中国针灸学》、《校注十四经发挥》、《铜人经穴图考》、《针灸精华》、《伤寒论新注》等,为弘扬中国针灸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中国针灸治疗学》是他编撰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针灸专著(成书于1928年,刊行于1931年)。该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够将新旧学说融会贯通,大量引进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知识,特别是在阐述腧穴定位时,既有现代解剖部位作解释,又有人体穴位实录图文,使初学者易于掌握。书中还总结了二百多种疾病的针灸治疗方法,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承淡安先生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成就,深深影响了门人弟子,一批又一批的承门弟子成为海内外弘扬针灸的主力军,逐步形成了以融通中西医学为特色的现代针灸学术研究群体。

代代相传的承门针灸薪火,逐渐铸成了众口称誉的学术丰碑,令中外学界引颈而望,形成了中医 针灸学 术发展史上具有科学学派特质的现代学术流派。江阴古称“澄江”,因而海内外弟子门生共同将本学派名之曰“澄江 针灸学 派”。澄江 针灸学 派的形成,始于1929年 承淡安 创建的中国 针灸学 研究社,并以 承淡安 先生学术思想渐趋成熟、其主要弟子门生学术思想日益异彩纷呈为发展主线。该学派各时期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百年针灸发展脉络。并逐渐得到学界认同。澄江 针灸学 派清晰的学术师承、统一的学术主张与共同的理想抱负等诸项特征,充分显示了其科学学派本质,这也是澄江 针灸学派与一般传统中医流派的区别所在。深入研究澄江 针灸学 派的特质,努力弘扬澄江 针灸学 派的既重经典又求创新的精神,将会极大地推动 针灸学 术的发展,为 针灸学 科更加深入地现代化、国际化添力。
1954年7月承淡安先生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讲义》基础上出版发行的《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作为新中国第一本高等中医药教育使用的针灸教材,奠定了《针灸治疗学》课程的主要知识结构、理论基础、实践技能和临床治疗规律。承淡安先生在详细考察每个腧穴的定位和解剖结构,掀开了腧穴发展史上新篇章。在书中,他还引入人体骨骼图、人体肌肉图、人体血管分布图、人体神经分布图,并按照解剖部位标记各腧穴所处位置,使读者一目了然。在《经穴图解》一书中, 承淡安 按头、躯干、手、肘、膝、足等部位,绘制17幅经穴骨骼图,将腧穴与骨骼的关系描述得清楚明了,十分便于学习。有感于经外奇穴颇多特效的临床经验, 承淡安 对经外奇穴也极为重视。《中国 针灸学 讲义》共收录他收集整理的经外奇穴132个,且分别记述了各穴名称、位置、针灸方法和主治病症,供临床医家采用。在课程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针灸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研究针灸技能训练方法,培养学生临床操作技能,直接影响了近五十多年针灸教育的发展。全国解放后,以承淡安为始点的澄江针灸学派渐显枝繁叶茂之势。他们以弘扬针灸学术、复兴针灸事业为共同目标和毕生追求,在针灸临床、教学、科研、产业等诸方面不懈探索,成就了学派共同的梦想与光荣。遍布海内外的承门弟子,都以澄江针灸学派的传人为荣,这种自发情怀也营造了澄江针灸学派组织形式上的自主性。鉴于社会秩序和物价均趋稳定,承淡安决定在苏州恢复学研社社务及《针灸杂志》。承淡 安始终不渝、矢 志以复兴针灸绝学为已任,公开家学,一再发起成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刊发行了中国最早的针灸专业杂志《针灸杂志》,组建了中国最早的针灸专门医院针灸疗养院,并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医知识引入传统针灸理论。在 承淡安 及其弟子以及全国针灸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针灸终于在中西医交流与冲突并存的思潮中,完成了现代 针灸学 术体系的构建,对中医针灸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任校长

全国解放后,中央对中医提出“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总方针。承淡安开始重视经络的研究,在杂志上发表《针灸治病的学理》一文,强调经络学说的重要意义与临床应用。同时翻译了日本间样白所著的《经络治疗讲座》和代田文志的《针灸真髓》两书,较深入地探讨了经络理论,成为中医针灸理论高层次教育的教科书。

1953年,国务院为了弘扬中华中医针灸事业,满足全国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亟待需要一支高水平的中医针灸教育队伍,培养更多更好的针灸医务工作者。苏南是中医文化中心带,世代名医辈出的地方,江苏省人民政府也决心拯救传统针灸医学。组织一支中医针灸医疗教育人才队伍固为重要,选择“领头羊”更为重要。1954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以大学建制先行创办江苏中医药进修学校(后为江苏省中医药大学)。学院第一任校长的重担就落在了全国中医针灸学界现代教育创始人承淡安的肩上。是年5月,承淡安放下苏州学研社及《针灸杂志》诸项业务,到六朝古都南京创建江苏中医药进修学校。这也是承淡安有生之年的期望所在,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并委以重任,让他心存感激,决心全身心投入创建工作。他很快组成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师资队伍,一时名医云集建业城,学校一片欣欣向荣。是年,承淡安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1955年承淡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从此,承淡安更是马不停蹄,力疾从公,在针灸理论、临床、教学、科研和中医学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为中国针灸走向世界针灸的领先地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精英。承淡安还编著了《针灸治疗实验集》、《中国针灸学讲义》等数十种针灸书籍,创办了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翰林学院)。承淡安以其学识、成就和个人品质,折服业界同行。他和叶橘泉、邹云翔、周攸斋等同事们一起,为新中国中医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构筑了基础,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实现了中医针灸事业的传承推广。在针灸临床学术思想方面,承淡安既注重辨证施治,又能审症求因,根据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拟定治疗方案,形成辨证辨病,中西互参的特点。在具体临床治疗手段的选择上,除特别研究需要外,承淡安注重以疗效为中心,针药结合,各展其长。在针、灸关系的处理上,坚持针、灸并施,相得益彰。同时,承淡安还强调要疏针简灸,以适宜的刺激量,确保针灸疗效。 承淡安 一直重视学员针刺手法的练习,认为手法是否熟练以及指力之强弱是临床收效的重要基础,不仅创建了针灸界沿用至今的指力练习方法,而且发明了无痛的押手进针法。在对传统针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对于针灸界长期莫衷一是的针刺补泻,他提出针刺无补泻之别,而只有刺激强弱不同的观点,主张对于刺激强弱与疾病虚实之间的关系,应由医者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病人体质情况、耐受程度、病之新久、得气难易和气感强弱而随机应变,并认为单纯依据病之虚实来决定针刺补泻或针刺轻重之说,只是一种说教而已。

承淡安长期从事针灸理论和临床研究,治学严谨,博采众长,精心总结自己毕生经验,著书立说甚丰。承淡安先生,毕生以复兴针灸为己任,形成了在我国针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针灸学术思想,并培养了大批针灸人才,推动了针灸的复兴。他撰写各类专业论文数十篇,自著有《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中国针灸学研究》、《子午流注针法》、《 伤寒论新注 》、《简易灸治·丹方治疗集》等15种专著并译有日人《 针灸真髓 》、《经络治疗讲话》、《经络之研究》 等5种近作,编修针灸经络图多册,共200多万字;还有许多专稿未及在生前公诸于世。据查证,中国医学书籍中,针灸经穴注有现代解剖学、生理学名称,以承氏的著作为最早,实际上他也是近现代国际针灸学术交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以德为先,以术济世是承淡安教育思想的根本。在针灸治疗技术上,承淡安的着眼处是广大贫苦的百姓。他最有名的创业宣言就是:“针灸之功效,既广且捷,针灸之使用,亦便亦廉,易于普及,宜于贫病,允为利民之国粹,实有推广之必要。”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抱病应诊,不受患者馈赠,对待学生如同兄弟或子女,质疑答辩,总使学生弄懂弄通,心领神会才放心。他为针灸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不遗余力的精神和崇高的医德风范,对同事和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鼓励促进作用。承淡安先生在针灸事业上建树的巨大功绩和医德、师风、人品上的光辉楷模,被针灸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广为传颂,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55年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期间,承淡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的名气大的很哟!希望你多多培养针灸人才”。今天,承淡安的愿望实现了。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他专门开辟了一所国际针灸训练中心,数以千计的针灸继承人源源不断从这里输向祖国和世界各地。

针学巨壁

1957年7月10日,承淡安终因废寝忘食,不辞辛劳的工作,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享年58岁。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题赠挽联:“康济斯民良相同功垂永誉,阐扬绝学名医传世有针经”。承淡安先生以弘扬针灸学术为毕生的追求,一生桃李遍天下。其弟子追随先师的学术风范和学术路径,继往开来,在现代针灸学术研究、医疗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重要的拓展。北京赵尔康、杨甲三、程莘农,南京邱茂良、杨长森、杨兆民、肖少卿,福建陈应龙、留章杰,广东曾天治,广西罗兆琚,河南邵经明,浙江高镇五,安徽陆善仲、孔昭遐,山西谢锡亮,湖南詹永康等,无不以师出承门为荣。更有诸多承门传人,如香港卢觉愚、谢永光、邓昆明,新加坡何敬慈、邓颂如、刘致中,菲律宾高达三、关飞雄,以及被誉为“美国针灸之父”的苏天佑等,追寻承淡安先生遗训,将针灸广泛传播至东南亚及至欧美。承淡安国内弟子常常应邀到南美、欧洲、亚洲许多国家讲学,并多次出席国际性针灸学术研讨会。
承淡安先生留下的学术财富十分丰厚,深为学界所景仰。对承淡安先生的诞辰纪念、学术思想总结评述、历史功绩的追忆,层出不穷。

1989年9月13~15日在承氏故乡——江阴市隆重举行“纪念承淡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塑像揭幕仪式”中国针灸学会称承淡安先生创立的针灸学派为“中国针灸澄江学派”。原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为塑像题词:“针学巨壁”。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王雪苔,江苏省中医管理局局长张华强、副局长陈尧,江苏省针灸学会常务副会长张锦清,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项平和无锡市、江阴市的有关领导,以及应邀前来的国内外学者,承门弟子,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1999年9月12日,海内外近百名针灸同道汇聚在承淡安先生的故乡——江苏省江阴市,隆重召开纪念承淡安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国际针灸发展学术研讨会,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朱庆生到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承淡安先生及其开创的澄江针灸学派给于了很高的评价。

2011年10月29日,首届“澄江针灸学派学术论坛”在南京召开,会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澄江针灸学派研究中心与针灸推拿重点学科共同承办。此次论坛标志着作为针灸学科重要研究领域的学派研究重心移至江苏。来自世界针灸联合会、中国针灸学会、江苏省政府、江阴市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普林斯顿针灸研究中心等海外澄江学派传人发来了贺电贺信。

历经百年沧桑,终为中国针灸乃至中国医学事业的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虽然全面归纳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澄江针灸学派学术成就,还需假以时日,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澄江针灸学派旗帜的引领下,络绎不绝的学派传人正在以承淡安先生为精神动力,在教学、临床、科研等各个岗位继往开来,努力造就祖国医学新的辉煌,为使针灸医术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而奋斗不息。

 

作 者 暨阳名贤研究院秘书长 张  洪

澄江中医研究会秘书长 花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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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4 14:46:59 人民网


毛泽东与保健医生李志绥合影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7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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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背景与影响
作者:王振瑞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点击数:193  更新时间:2012-12-4 16:04:42          ★★★★

近代以来,中医药发展颇多曲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作出关于中医工作的批示,特别是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批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中西医结合研究应用中医药呈一时之盛,其影响绵延至今。这一批示让发展中医药在思想认识上更加明确,在政策措施上有了保障,在社会实践上得到全面推进,是那一历史时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学习借鉴其做法和实践经验,对于当前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1958年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简称“10•11”批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重要批示的精神,本文对批示的背景与影响予以简要回顾。

一、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医学面临严峻挑战,废止中医论一度甚器尘上

随着西医学的传入和发展,中国医学界呈现出中西医并存的格局,处理中西医关系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医学的重要侧面。

近代西医学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和医学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团体的努力而实现的。随着中国引进西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西医学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逐渐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兴办西医药事业的力度,陆续在各地建立医学院校和医院,并向国外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传入的西医学凭借国外、国内两种力量,在中国得到较快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培养的医科毕业生和学成归国的医科留学生形成了一支新的卫生队伍,逐步占据了与传统中医学分庭抗礼的地位。

西医学术的发展和队伍的壮大,使中医学和中医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医学家开始思考中西医关系问题,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中医学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中医近代史上的“中西医汇通派”。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是:中医、西医虽属两种互有优劣的不同学术体系,但二者研究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而是应该并能够相通互补的。从认识论的原理来看,人们对于同一客体的认识,往往表现出层次的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认识,只要具有同一的研究客体,就有可能在交流过程中实现真实反映客体本质这一基础上的统一,所以汇通派的主张具有合理性。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的中医学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一些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偏见。一些西医界人士以西医学为标准力斥中医学之“短”,甚至形成了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企图通过政府立法消灭中医于一旦。废止中医论的提出,是一定的教育基础所决定的错误文化观和错误科学观的体现。废止中医派的言行激起了中医界人士的愤慨和反击,一大批中医名家毅然参加抗争和论战,为维护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科技界的著名学者又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就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医的学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学的宝贵经验,但没有强调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价值,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建国初期,废止中医思想回潮,中医面临“科学化”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大民众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水平相当低下,单靠西医或单靠中医都不可能迅速改善人民大众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相对集中于大中城市的2万西医和散在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必须团结起来,倾力合作,才能完成摆在医学界面前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在毛泽东同志关怀下确定的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毛泽东同志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

然而学术界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对具体卫生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49年9月,余云岫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处理旧医座谈会”。根据座谈纪要草拟的《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以“彻底解决旧医问题”为宗旨,提出了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产生中医的教育、9个月内必须完成现有中医的全部登记、3年内完成所有登记中医的西医化训练的主张。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种论调得到支持,到处流传,成为有些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根据。”

1951年,卫生部相继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执业,而且开始了改造中医使之成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使中医学面临着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危险。

1951年开始,各地根据卫生部的指示,纷纷建立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规定开设的课程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科、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等4种”。可见中医进修教育并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改造现有中医使之“科学化”的教育。

三、改进中医工作,成立中医研究院,举办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

1953年4月开始,毛泽东同志多次对卫生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指示。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文委对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深入检查,从而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方面,存在着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

195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并特别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1954年7月,刘少奇同志向中央文委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到要成立较高级的研究机构,除号召有名的中医参加中医研究机构外,有技术的西医也应吸收参加进去。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指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呈递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指出:“我们的卫生部门,首先是中央卫生部,过去在对待中医问题上,确实是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掉进了宗派主义的泥坑。在医药卫生界,那种对中医中药不论有无真理一律予以排斥的粗暴的态度,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主席对卫生部门中的这种错误给予严厉的指责,是完全应该的”。

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中华医学会应吸收中医参加,使之成为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报告》强调了“改善中医进修问题”,指出:“中医进修学校,要真的担负起提高中医业务水平的任务,应以中医各科课程为主,再加一些必要的生理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学等基础科学知识课程和适当分量的政治课。中央卫生部应本此方针,及早制定中医进修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逐步编印统一的教材”。原本以“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中医进修教育从此改变了指导方针,以西医学术改造中医的教育开始向提高中医整体学术水平的教育转化。

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于1954年11月23日由中央批准执行,所提建议后来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对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建议,中医研究院筹备处于1954年10月成立,由鲁之俊、朱琏、何高民负责具体工作。筹备处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痔瘘小组和尚在筹备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中医研究院的专家队伍,除所接收单位的原有名中医岳美中、赵锡武、高凤桐、李振三、于道济、陈慎吾、王易门、赵心波、郑毓琳、朱颜、段馥亭,中药学家赵燏黄,医史学家陈邦贤、龙伯坚等之外,还有从全国各地选调的一批著名医家,其中有四川省的蒲辅周、王文鼎、冉雪峰、杜自明、王朴诚、叶心清;湖南省的郑守谦、徐季含;江西省的赵惕蒙;江苏省的钱伯煊、葛云彬、金昭文、沈仲圭、耿鉴庭;浙江省的韦文贵、谢仲墨;陕西省的黄竹斋;湖北省的杨树千、黄坚白;上海市的姚和清、时逸人、余无言、唐亮臣、朱仁康、陈苏生等。

在中医研究院筹备过程中,卫生部先后向全国各有关院校及大医院征调主治医师、高年资住院医师及高等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限期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报到,参加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或跟随名老中医临诊学习。

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开学。隆重的典礼仪式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北线阁举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建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党政领导李济深、谢觉哉、习仲勋、徐特立等到会祝贺,在京的苏联、越南医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典礼。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党总支书记,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大会最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截至1955年12月19日开学,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共有来自全国的西医学员计84人(开学后有几人中途调离)。西苑医院院长苏厚润兼研究班的班主任,王慈吾任班主任,曲严敏任教研室主任,祝谌予、杨树千任教研室副主任。授课老师有著名中医秦伯未、陈苏生、陈慎吾、黄坚白、陈邦贤、赵锡武、于道济、蒲辅周、杨树千、徐季含、时逸人、钱伯煊、郑守谦、祝谌予、刘渡舟、朱仁康、哈玉民、耿鉴庭、余无言、谢仲墨、赵心波、赵金铎等。

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学习方法是亟待研究的课题。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明确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1955年12月23日,《健康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祝中医研究院成立》,对西医学习中医的方法作了进一步阐释。

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在不断克服困难、总结经验的同时,逐渐扩大规模。1955年底到1956年初,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也相继成立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5年底还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有些地区还挑选了一部分青壮年西医,拜老中医为师。通过不同形式的学习,西医学员一般都认识到了中医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大有可学,而且是可以学懂、学通的。

四、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8年6月,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一一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届中医研究班毕业了!毕业典礼于1958年7月3日隆重举行,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等领导同志为25位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分别颁发了金奖、银奖和铜奖,金奖获得者有吕维柏、林平青、俞荣青3人;银奖获得者有张舜丞、陆天鑫等7人;铜奖获得者有15人。张稼夫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发表了讲话。卫生部徐运北、崔义田、伍云甫副部长以及有关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毕业典礼。

经过3年(1955-1958)的艰苦努力,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卫生部于1958年9月25日呈递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

《报告》对中医研究院创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员组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时间安排、学习成绩和奖励等情况,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

“这个班于1955年12月开学,共有学员76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下的青壮年西医,中有党员29人,团员23人。他们的学习成绩良好。我们已将半数以上的学员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但他们目前尚集中在中医学院跟有经验的中医在一起练习教学和临床研究等工作”。

“这班的学习进程是:开始学习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即学习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即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己复习。共计6个月,使全部学员都具有读中医任何医籍的能力;嗣即学习中医临证各科,此时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证见习共7个月;最后临证实习1年零3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部分学员在实习时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在学习基本理论结束时,每人写过一篇论文,在结束课堂学习时发过一次奖。临证实习结束时每人又写一篇论文,毕业典礼会上又发过一次奖,这次奖是由学员和老师们共同评定学习成绩和临证效果,计获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15人。”

《报告》对研究班的总体成绩进行了总结:“76人中除有个别人较差外,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两套技术进行临证、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对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将起重大作用,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是完全正确的。”

《报告》肯定了针对学员曾经存在的抵触情绪和怀疑态度所做的细致思想工作的成效: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报告》中唯一提到姓名的李经纬,陕西咸阳人,1955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同年奉调参加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在南京市中医院实习期间,南京市人民医院有一位胆汁淤积性肝硬化病人,用西医方法治疗无效,转请中医会诊。带教的老中医阎老师在望闻问切之后,以考验学生的口吻问李经纬:“你认为这是什么病证,应该如何治疗?”李经纬根据病人骨瘦如柴、面色黧黑、略显肿胀、睡眠欠佳、食欲不振、神疲乏力等临床表现,诊断为湿重于热的黄疸,确立祛湿清热、疏肝利胆之法,遣用疏肝、利胆、渗湿之药,佐以安神的茯神、消食的神曲等。阎老师看后颇为赞许:“可以!”遂在李经纬书写的会诊记录和处方上签了字。李经纬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工作,历任医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史博物馆馆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学术成果累累,成为著名的医史学家。

《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了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几点经验:第一,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第二,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必须结合临证见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第三,离职学习时间,2年左右可以学通;第四,学员对象,以大学毕业或相当水平,具有2~3年临床经验,年龄在30岁左右,拥护中医政策的党、团员青年西医为适宜;第五,要解决中医师资和教材问题,随时改进教学方法。

《报告》建议,今后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划举办同类学习班,以使更多的西医得到这种学习机会。

五、西医学习中医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很快被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10月11日在《报告》上写下了如下重要批示:

“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毛泽东同志批示的内容改写成《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

“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的意见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执行。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七十人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一九六O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二千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进行了宣传,并发出了更加强有力的号召。1958年12月3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必须大搞群众运动》。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这些重要文章都对党的中医政策进行了大力宣传,对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9年2月以后,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多种形式的“西学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其中不乏毛泽东同志所期待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或“高明的理论家”。多年来他们大都奋斗在中医药科研、教学、医疗的第一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默默耕耘,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扩大中医药学的国际影响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键字 西医 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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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心清
叶心清                                                                         曾为几十个国家的首脑治病的针灸大师叶心清就是从包家巷中走去的

叶心清(1908~1969)字枝富,四川大邑县韩场镇人。1921年在武汉拜名医魏庭兰为师,得其金针绝技真传。1933年学业结束返回四川行医。返川后在成都、重庆设医寓和国粹医馆,坐堂应诊,因医术独到,对针灸学及中医内科有较深造诣,临床经验丰富,在当时四川医界颇有影响,享有“叶金针”之誉。

叶心清擅长透刺、透穴不离经,以浅刺取穴少而独具一格。他对中医内科、妇科、儿科及针灸均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叶心情临床医案选》一书。他十分关心中医事业,积极培养后继人才,先后收徒七人。其弟子,如陈绍武、沈绍功、张大荣、叶成亮、叶成鹄、徐承秋等,均为当代知名中医专家。

荣誉成就

1955年,叶心清由成都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执医,并任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首长保健医生,为贺龙等

叶心清著作叶心清著作

中央首长打金针治病。1958年,叶心清被派去为阿拉伯也门国王默汗迈德治病,病愈后被誉为“东方神医”;1961年,毛主席还手书著名诗作《类山关》送给他。1950年代后曾多次出国为越南胡志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也门国王等国家元首治病,屡获奇效,胡志明主席赠亲笔签名照片送给他;范文同总理亲自授予他金质“友谊勋章”。

1954年,叶心清当选为第一届重庆市人民代表,中医学会委员、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应邀到京工作;1960年被选为中央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63年初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思想

叶心清临证十分强调辨证论治。在人体五脏六腑之中,叶心清非常重视肝、脾二脏。他认为肝脾失调是诸病之源,故调肝健脾常常作为治疗多种疾病的首选方法。如他治妇科经带诸病,多从调肝健脾入手。盖肝为血海,脾主升清又为生化之源,妇科经带之病常有七情之因,首先肝郁不畅,影响脾主升清和健运消谷,导致血海失调,生化乏源,经期紊乱,烦而痛经,或清气不升、浊阴下注而带下不止,秽浊腥臭。调肝即调血止痛,健脾即升清止带,这是叶心清治疗妇科经带为病的特殊之处。
对于虚证,叶心清认为主要在肾亏,其理在阴损,其征在虚热,故理虚大法贵在养阴清热。养阴者必滋肾,知柏地黄最适宜,清热者用银柴胡、地骨皮、青蒿、白薇最对证。叶心清用养阴清热法不仅针对典型的阴虚内热见证,就是在哮喘、肝炎、再生障碍性贫血、风湿热、痹证以及妇科崩漏等诸多病种中,只要见有虚象也屡投此法而奏效。可见,养阴清热成为叶心清理虚治法的擅长。

临床经验

叶心清临证注意保护胃气。对于温燥伤胃阴之品,如半夏、厚朴等,应用非常谨慎。对于滋腻碍胃之品,如熟地、麦冬等,使用时常配伍砂仁、陈皮。在应用补气养血之品时,常佐木香、山楂、神曲、麦芽等。清胃火、养胃阴时,尽量少用龙胆草、栀子、苦参之类,而以公英、连翘代替。在治疗过程中,注意祛湿开胃之法。常用保和丸为主方,重用炒麦芽、炒鸡内金、木香、广陈皮、扁豆衣等。同时配合针刺,以足三里、中脘为主穴,配合点刺右期门或太冲以抑木和胃。对于痼疾顽症的善后收功,防病复发,一者可用原方10倍量,加开胃之品如麦芽、鸡内金、蒲公英、木香、陈皮、砂仁等制成膏剂或丸剂,每日坚持服,一般连用2~3料;二者每日口服香砂六君子丸3~6克,或者用保和丸在午、晚饭时服3克,均能起到保护胃气的作用。
叶心清临证治疗非常擅于针药并用,对于神经衰弱,眩晕耳鸣,头痛失眠以及胃肠疾病,风湿痹证,正虚痿证,麻木抽搐,症瘕痛经以及病后调理等都采用针药并举的方法,互相配合而收卓效。

后世影响

叶心清十分关心中医事业,积极培养后继人才,先后收徒七人。其弟子,如陈绍武、沈绍功、张大荣、叶成亮、叶成鹄、徐承秋等,均为当代知名中医专家。
为周恩来治过病的“江湖医生”-叶心清
送交者: Pascal 2015年04月11日11:06:09 于 [五 味 斋]

叶心清 (1908~1969) 字枝富,四川大邑县韩场镇人。1921年在武汉拜名医魏庭兰为师,得其金针绝技真传。1933年学业结束返回四川行医。返川后在成都、重庆设医寓和国粹医馆,坐堂应诊,因医术独到,对针灸学及中医内科有较深造诣,临床经验丰富,在当时四川医界颇有影响,享有“叶金针”之誉。

叶心清,解放前在成都就已出名,他叫什厶名字,人们大多不知道,只知他凭金名医术医好了许多病人,姓叶,有“叶金针”之誉。解放前曾用金针与美国总统治病。

1955年,叶心清由成都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执医,并任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首长保健医生,为周恩来、贺龙等中央首长打金针治病。1958年,叶心清被派去为阿拉伯也门国王默汗迈德治病,病愈后被誉为“东方神医”;1961年,毛主席还手书著名诗作《类山关》送给他。1950年代后曾多次出国为越南胡志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也门国王等国家元首治病,屡获奇效,胡志明主席赠亲笔签名照片送给他;范文同总理亲自授予他金质“友谊勋章”。

1954年,叶心清当选为第一届重庆市人民代表,中医学会委员、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应邀到京工作;1960年被选为中央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63年初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厶联系。

——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群主∶

Pascal, 院里还有一个老中医,姓叶,他们家的遭遇也很惨,下面是他的一个孩子发在群里的一段回忆,咱们院是有故事的大院,现在小伙伴们都在回忆,想出本书什厶的,你先看看叶心清女儿叶成媛的这篇吧。

“谢谢群主。始初同学邀请参加,只觉得大院的记忆美好,但是太久远。过后宋小青再邀进群了。马上感受到淳朴的孩提情跃于字间,传于话语中。
 
在茫茫人海中,对一位去世46年的老中医还有挂念。谢谢徐晓天,吴方泽,孙铁兵,林亮,晓伟。汤澄东是小波的哥哥?谢谢汤伯母在父亲被抓第二天就到家中慰问,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
 
父亲叶心清,生于1908年,12岁拜湖北名医,学习中医,针灸(金针),十年学成,帮师三年。回四川行医。成就四川一代名医,与1956年,成立中医研究院奉命与四川8位,全国36位名医调来北京,广安门医院。
 
1959年搬进大院10组。对门卢郁文,后搬走,住进薛向晨,文革前因叛徒罪入狱;楼上叶挺母亲,并由长子长期居住;对门王小阳姐妹,及两个弟弟;三楼孙超,及千千,星星,娅娅,维维;对门阎宝航,夫人高素,革命战友,居委会主任,热心服务的好阿姨,长子闫明复。
 
邻里关系亲密白天厨房小门,大门,夏天凉台门从来不锁。经常都有伯伯来聊天,常客闫宝航,孙超,徐迈进,吴传启,汤小波的父亲等。后来广安门医院修的老大夫楼,完全按照大院图纸,并分两套房子,父亲都留恋,舍不得去。
 
父亲在1967年9月17日 被两位军人以看病为由抓走,被革命组织反复抄家,为找电台,黄金,客厅地板都撬翻。第二年一月,被勒令搬到广安门外,第二机床万对面,平房杂院住。搬家时只有2个单人三轮车的全部家当。
 
父亲被抓后一直不知去向,罪名各个组织都在罗列,516分子,军统特务,国际间谍……在西单东北路口的大宣传栏上,是刘少奇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每天上学看着心里就恐慌,真想下场大雨冲掉。1969年9月来人通知家中派一人去看望父亲,上车后窗帘拉下,两个军人押送,进到一座房子前,被带进房间,父亲瘦的如骷髅,满头白发,押送人站在旁边,四目相对,满噙泪水,三哥 紧告诉自己有了一个女儿,父亲马上接着说,对他很好,想吃泡菜,都给了,要让二哥,三哥好好交代,通知时间到了,就这样结束。生死 别…
 
一周后通知死亡。
 
父亲死后两个哥哥看管升级。一直持续到1975年后。在1981年11月才算最后平反,开追悼会,有一个很齐整的夫人群。康克清向家人说到,我们失去一位好医生。我大姐回道,我们失去唯一的父亲。

叶成亮叶成亮

   叶成亮


  • 擅长:

    神经系统诊治消化系统及运动系统疾病有较高造诣尤其对…展开↓

  • 简介:
    叶成亮,男,主任医师,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治疗系毕业;1960—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西医 职学习中医班结业.1962—1978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医师;1978—现在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针灸科主任师、科主任.80年代以来,先後7次应邀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日本、泰国、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治疗及针灸指导.


二哥叶成亮,在西苑医院,其子叶章铭63年出生,当时在西郊幼兒园,被开除,去多个街道幼兒园都因反革命仔子受欺负,精神受到创伤。
 
三哥本人心脏受损,两次瓣膜手术後失去工作能力,兒子也7岁死亡。
 

小哥叶成焕67届高中,家中无经济收入(一般单位给没有工作的家属,子女发最低生活费)而广安门医院,分文不给。在67年下到内蒙,下乡五年,无经济补贴,並政治压力…

无可奈何到四川投奔母亲,回到四川他少言寡语,没有生活兴趣,偏执,多发怪念,工作不能持久,长期失眠,这是我一生最悔恨的事情,不懂得那时抑郁癥。在75年回北京探亲後,更大的失落感困擾,我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另外一个林业局工作,每年回家去,只能21天,他的话就特别多,基本都是对北京的回忆。
 
在76年9月17日,也是父亲去世的日子他走了时年29岁。
 
他对王蓉的爱慕没有勇氣去表达,攘成一个悲烈的爱情悲剧。王蓉是重情的人,让我感到对她太多的亏欠。”

《人民日报》(1982年4月13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医叶心清追悼会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医研究院不久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著名老中医叶心清大夫举行了追悼会。叶心清同志于1969年9月病故,终年61岁。

蔡畅、谭震林、姬鹏飞和王光美等同志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也送了花圈。王磊、张执一、徐迈进、解方以及叶心清同志的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了追悼会。

     杜钧福的博客

               文革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2013-08-18 14:24:52)

不了解事实或不承认事实当然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得出什么结论。例如,我说江青张春桥等人固然干了很多壞事,周恩来干的壞事也不比他们少,很多人一定不信或不承认。周干的大的壞事,第一是打到刘少奇,虽然主使者是毛,但周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第二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周是主要负责人。在运动中数以百丌计群众遭到严重迫害,以至于连毛泽东都认为杀人太多了,于是紧急刹车。(可见王锐的研究文章)。那时有一位国家级中医师叶心清给周看过病,但是文革中周说他是“江湖医生”、“五一六”,很快瘐死狱中。现在叶心清的小传上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

我说周恩来干的壞事比四人帮多,但不认为周是“壞人”,因为周干的好事也比四人帮多。周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都與普通人不同。但上述事实当然影响对周的评價。

       黨内健康力量析         杜鈞福          (2011-01-20 13:07:37)

现在说周恩来。一般认为他是黨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的最大功劳是在極端混乱的局面下,维持了这个大国政府的持续运作。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还没有崩溃么?周恩来对此是有功劳的。而且,这不但是中国人民之福,而且是世界人民之福。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正常运作,像过去的义和团时代的慈禧政权,或今天的海地、索马里政府,那将是怎样的局面!对于周恩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因为在他後面有一位非常多疑的主人在那里监视,不得稍有不慎。在與美国人谈判中有被抓住的口实,差点被打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况且还有一个“伍豪”的紧箍咒在那里不时念念。我们应该充分體谅乱局中的周恩来,正如要充分體谅败局中的李鸿章。“换了谁都不行”。

 

他为了维持这个局面,还不得不在一些力量所达部门(如外交部、體委)鼓励造反,扶植造反派组织。因为这些部门的造反派是“自己人”,还能讲点理,听他的话。如果没有这些造反派佔 这个位置,让外边的学生组织来造反,後果更不堪设想。当然这样做也损害了一些干部如荣高棠,以及他後面的贺龙。从这个例子看,一些历史问题上的是非是很难区分判断的。

 

周恩来作为正面形象,第二方面的因素很少有人观察到。这就是,他支持毛的文革,並非完全被动。他对文革有他的期望。这集中表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对斯大林體制的批判。他曾说,斯大林的黨不如列寧的黨,列寧的黨是生动活泼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列寧的黨也不怎么样,但比斯大林的黨还是强得多。周恩来还说过,文革前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打小报告。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所以,周有他的文化革命观,其中至少一些是健康的,尽管未能实现。

 

顺便说一下陶铸。我觉得陶铸是个小周恩来。在以上两方面,都有陶铸的影子。

 

周恩来有大贡献也有大过失。最大过失是抓五一六, 说涉及一千丌人,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周在其中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和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审查不同,也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不同,这个五一六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曾经有的,只有一个很小的学生组织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也只能说他是个極左的组织,而不能说是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人早已被抓起来了。

 

但是从一开始,周恩来就很肯定的说,外交部有五一六。根 他的定性,外交部打了幾十个五一六分子。在卫生部,他说给他看过病的中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五一六掛帥的”,致使这位著名中医很快瘐死狱中。

 

1970年1月,周恩来发表谈话,将五一六从北京扩大到全国,将军队冲派也算了进去,点了王、关、戚、杨、余、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的名,将他们都算做五一六。根 一项中央文件和周恩来、江青等人的讲话,在这一年,抓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但是本来就是个子无虚有的东西,怎么抓呢?很快,主持这项工作的吴德等人就觉得所掌握的材料全不落实,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周恩来挽救了运动。他说,不再查组织了,要查“罪行”。什么是罪行呢?“背着中央开会就是罪行!”这一下子,罪行的範围可就大了,而且可任意将任何行为劃进去。

 

所以,周恩来应对这一运动復有相当大的责任。而且 何方说,他有报復之嫌。杨小凯说,事後周恩来有所悔悟,承担了责任。但我没见到相应的讲话。

 

抓五一六是对待群众,在对待干部方面,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他是主持全国审干的专案组的负责人,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是他主持写出来的。说他对此毫不负责,是说不过去的。他在文革中確实保护了一些干部,但也损害了一些干部,而且不能说都是被迫的。例如他在中国科学院打了一个张劲夫反黨集团,在国家科委打了一个韩光反黨集团。如果他只将张劲夫和韩光打成反黨分子,我想也不致于导致自己倒台,而“不能保护其他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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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中南海教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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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档案春秋》200503期 作者:顾留馨

【相关链接】

顾留馨,上海人,生于1908,早年参加革命。上海解放后,曾任黄浦区第一任区长。他还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武术师,在历届全国武术比赛中,多次任副总裁判、总裁判。除此之外,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委、上海市体育宫主任、上海市体育科研所副所长,以及市武术协会主席、中国武术学会委员。11957年应邀赴越南为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军委、体委干部教授过太极拳;著有多部太极拳专著。1990617,顾留馨同志因患癌症在华东医院病世,享年83岁。本文系顾留馨同志的儿子顾元庄根据其父1985年的录音整理。

初会江膏

19587月中旬,国家体委调我去北京教授首长太极拳,当时我正在业余整理武术理论和史料,就随身携带了两箱武术书和工具书立即启程。17日到了北京。 

第二天,中南海李志绥大夫来联系,:“首长是女性,因长期工作紧张,致神经极度衰弱,日夜不能合眼,怕吵声,怕深呼吸,但头脑是清楚的,做过大手术,曾去苏联治病两年,情况未改善,医生已失去信心,劝做气功疗法,她又不耐静坐,现在劝她练太极拳,同意了,才请你来教,主要使她情绪稳定,有所寄托。李大夫希望我能够注意运动量,订出学习计划。
我随即翻阅一些书籍作笔记,订出个月的教学计划,送到中南海去。后来据国家体委干部司反映,李志绥大夫认为我的教学方案很科学,因材施教,不像上次有位老师那么蛮干,我才知道有人去中南海教过拳。隔天,李大夫又来联系,约定明天开始教拳,并讲明要教的是毛主席夫人江青。到了那天,李志绥大夫和护土于丽姜接我到中南海毛主席家中,中医章次公也同去诊病。 

江青接见时精神甚好,她首先表示欢迎,又说由于身体不好,今天才开始练拳。江青先说了自己的病晴病源,说对静坐没多大耐性,因此听从医生的劝告学太极拳。江青要求讲讲太极拳有哪几种流派,哪一种流派较好?我说各派太极拳各有特点,仅形式繁简不同,锻炼原则是一致的。以杨式太极拳为舒展大方,流行较广。简化太极拳是国家体委根据杨式而简化的,这次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教简化太极拳江青听了摇头说要学就学杨式老套路,不要简化的,时间长一些动作复杂些不要紧。” 

这样计划打乱了,我就教她杨式太极拳,江青拿出笔记本一点一点记。但时间一长,江青就显得疲倦了。 

开头几次,因江青体弱,腿部无力,仅能练3分钟,即需坐下休息。江青说:“我只能维持20分钟谈话,就要躺在沙发上休息,因此多年来不能接见宾客。” 

这样每次都由李志绥大夫或保健局黄树则局长接送我出入中南海,一般上午11时或下午3时练习,李志绥和护士吴旭君、于丽姜起陪练,有时去江青的疗养处万寿路别墅中练习。 

练了一段时间后,江青对我说:“西洋舞蹈光是旋转动作,体操机械化,不如中国太极拳心静用意,整体细致,练起来兴趣好。太极拳比较柔和,全身内外各部位协调,我决定以后要把太极拳改编成舞蹈,不但拳操改成舞蹈,就是你们的推手方法,也可以改成舞蹈动作。我听了就想,怎么刚学了不久,就想发明创造呢?有一次护土笑着说江青练太极拳入了迷,连昨天打杜洛克的时候也在做太极拳手势呢!” 

有一次,江青留黄树则和我午餐,江青谈到《静静的顿河》小说和电影都有问题;丑化了革命者,宣扬了坏蛋。主席和她都有这看法。江青还介绍黄树则在延安时也搞文艺、写文章,现改行为卫生工作者。江青接着说:“主席多少年来一直在考虑重大问题,从未空闲过,不但考虑国内问题,还考虑国际共运问题。许多同志对主席思想,不很好研究,因此不理解,我对主席的思想,还不能紧紧跟上。主席说过,自然界生存竞争,物竞天择是很残酷的。” 

江青开始只能练三分钟,后来能坚持五分钟,虽然运动量很小,但到五分钟,还是坚持不住躺在沙发上休息了。练了十多次,还未学完第,江青已有两次感到不舒服。李志绥大夫和我商量是不是江青不适宜练拳,才又发病了?我认为既然别的疗法都试过了,我对太极拳疗效还是有信心的,只要坚持练下去,会有效果;我们应从运动量上、动作简化上研究一下。我向江青提出为适应她的体力条件想把动作变通一下,但江青说:“那不必,不要听医生的,我身体不行,但意志是坚强的,会坚持下去的。” 

终于有一天练拳后,江青坐在沙发上休息时说:“老师,我这个学生身体太不争气,如果在几年前,我可以当个好学生把太极拳练好,现在不行,病又发了,练拳后觉得很有趣,但又觉得腰脚很酸。你不要误会,这不是练拳的原因,现在我想休息几天,目前只能暂停,但我的心是不死的,以后还会请你来教;我很感激你的认真负责,很对不起你远道而来,回去替我向荣高棠致谢,也向上海市体委致谢。”(她不知道国家体委已留我下来)当时,我极为不安,我没教好,教失败了!我只能说:“等你身体好些,再通知我。我回去还得好好研究教法和生理学的书。、接着,江青请我、李大夫、护士起吃午饭,席间,她表示一定要把太极拳学会、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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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 09:26:35 | 只看该作者
见到邓大姐和叶帅

87,李志绥大夫来电说,江青今日去北戴河,请我明天也动身。第二天我带了一箱书乘火车去北戴河,到车站一位女青年来接我,一定要帮我提箱子。我说重得很,你拿不动的。她坚持提箱子。看得出她的体力不错。后来才知道她是邓颖超的护士,叫郑淑云。 

我到北戴河第二天,保健局通知我去看电影。在个礼堂里,我一看场中到的人还不多,都坐在后面,我这个人平时看戏看电影都喜欢坐在前面和中间,所以就按习惯坐在第二排中间坐下。但我看到医生、保健局长等人都坐到后面去,感到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坐前面来?等了一会儿,人多了,最后刘少奇进来了,他向中间的座位走过来,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向我点点头打了招呼,坐在我前面排座位。这时我才想到,这是首长的座位,但既然已坐下了也就看下去吧。散场后,我问黄树则局长:“你们怎么直往后走也不招呼我一声?”他说:“看戏嘛,这个没问题。我说今后要跟你们在起。他讲这是党中央在召开中央委员会议。我说今后再也不能坐到前面去了。以后看戏时,我跟黄局长,医生就坐到楼上,有一次遥见毛主席进场看京戏。 

第三天上午十点半,护士了曼丽接我去河边一处休息室里,见到江青与她的女儿。江青介绍说她的女儿叫李讷,今年十八岁,现在放暑假,她有头痛病,所以也要她学拳。这次江青的精神好多了,江青诜我已打定主意,学完全套后,将把太极拳改为舞蹈形式,舞蹈也可以吸收太极拳的锻炼要领,医疗睦的拳套,可改为对称运动,打架的动作可改掉。当天下午四点钟,我正在看针炙书时,护士陪李讷来,又继续练简化太极拳。她想一天练二遍,快点把太极拳练好。李讷走后,我仍然看书,过了刽儿,郑淑云陪了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来访。这位女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邓颖超,是来请教太极拳的。她提出一些问题,询问怎样练疗病效果比较好,我一一作了回答。邓颖超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觉得你对太极拳很有研究,文笔很好,知识也广博。我想请你教太极拳,但目前你在教江青,我先让郑淑云跟你练,她学过简化太陂拳,你认真纠正她的动作,她再来纠正我,以后有时间再当面请教,纠正姿势。总理夫人谦和慈祥的话语,使我十分感动。 

邓颖超看到我案头有四本陈鑫著《陈氏太极拳解说》,就随手翻阅。我介绍这是陈家沟陈氏太极拳的经验积累,到第八代的陈鑫才有著作阐发。邓颖超便向我借去看,并对郑淑云说:“你拜顾老师为师,学好简化太极拳。郑淑云当场向我鞠一躬,称我顾老师。邓颖超说:“我曾扭伤过,请大夫按摩,也练过个月太极拳,是郑淑云教的,过去受过寒,有时发冷颤病。有一次,我正在练拳,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上来说:“我是叶剑英,打扰你了,我想请教你一下太极拳。能结识久闻大名的叶帅,是令人高兴的事。有两次他专门找我谈太极拳。他认为太极拳很的医疗体育项目,太极拳的好处是呼吸与动作协调。他练静坐盘坐,精神上虽好,但对增强体质没什么帮助,因此体质仍弱。在北戴河时期,每天清晨,我还教黄树则局长、机关管理局赖局长、吴洁大夫、谭书田等十来人打拳,邓颖超也时常来观看,并关照我纠正郑淑云的姿势。他们常常喜欢问动作的技击作用,我跟他们试了几下攻防方法,出手发劲,他们感到很惊奇,也很高兴。有一次,李志绥大夫对我讲:“江青练拳以后,觉得腰酸,她恐怕练拳有问题,最好能将拳操适应她的体质。我便把运动量放得到、些,针对腰疼,把转腰的动作改成不转腰。这样江青再来练时,我就讲了新的锻炼方法:用移动步子代替转腰,把架子改得小一点,运动量随洲、了。江青不以为然地说:“李大夫误会了,腰痛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是我的腿没有劲,因此练上三、五分钟就累了。我还是要坚持练下去,把杨式太极拳练到第一节就告个段落,等我温习一段时间再请你继续教下去。” 

下午李讷到我住所来,我问:“你的拳是否给主席看过?”李讷说:“我父亲看我练了拳,笑着说:‘你练得很像舞蹈。”’我说:“这是主席对你的鼓励,也是对你的批评,因为你练习得像舞蹈,不像太极拳。” 

829日晚上,
江青设宴请黄树则、吴洁大夫和我,江青说:“这段时间练拳时有几次腰疼,暂时不练太极拳了,希望北京医院对太极拳、按摩做研究。但是我还是要把太极拳练好,段时间再请顾老师来教下去。江青最后说:“这次很对不起顾老师,要是十年前,一定官能做好学生,但心未死,今后一定要练下去。江青得知我回北京后要参加1958年全国武术运动会的裁判工作,就说:“可以早些回去,做准备工作。第二天,我便离开了北戴河。


全国比赛裁判工作结束后,上海武术集训队队员盼望我回去,体委杜前副主任来信中也说,上海要开展武术工作,希望我教完拳后马上回上海。我考虑再三,就向荣高棠提出此事,荣高棠说:“如果定要回去,那就先去贺龙家教拳后再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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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 09:28:52 | 只看该作者
在贺龙元帅家里

19589X日到107,我在贺龙家教拳。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个大院里,离国家体委不远。那是个初秋凉爽的晚上,刚走进大门,就有人引进,走进客厅,贺龙和薛明正从楼梯上走下来,贺龙夫妇同我亲切握手,热情招呼我坐下。薛明很文静,身体看来很弱,话语不多。薛明说:“因为长期工作过累,看文件时突然晕倒,躺在床上有三个月,经过针炙、药物治疗,现在能走路了,但仍然感到很虚弱。我当时就决定教她简化太极拳,而不是杨式。 

我一共去贺龙家八次,有七次贺龙都在边上观看练拳,休息时和我促膝谈心,对武术工作问长问短,极为关心。那天,我们边谈边练近二个小时,贺龙始终认真听,仔细看,临走时,他还十分关心我下次来的交通、吃饭问题,提出要用车子接。第二天上午,我在做太极拳动作时,因结合腹式呼吸运动,腹中咕咕作响。待我做完动作,贺龙风趣地说:“练太极拳时腹中能讲话,练气功拳不仅腹中讲话,还要吐气发声。我说陈式太极拳是吐气发声和有发劲动作的。说着,我当场练了半套陈式太极拳。贺龙看后很内行地说这是一种能够打架的拳,是属于气功拳一类。我家祖上几代人都会武术,练的是武当派拳术。武当派是张三丰创造的,一个人对付八,九个人不成问题,连老太婆都欺负不得,可有真本事。我根据自己的考据,:“张三丰是道教领袖,《明史》上没有说他会拳术,到清初才有这说法。贺龙听了,朝我一望,换了话题说:“武术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地批判继承下来,要批判江湖上的一套,那是武术的糟粕,技术上的好东西定要继承,不要降低技术水平,要有搏斗的本领。我钦佩贺龙的真知灼见,隆得武术运用在战场上是拼性命的,不是给人看看玩玩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讲真功夫。 

有一次,我们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贺龙说:“我年轻时绦鞘艮猛,后来搞军队工作,受了伤,现在膝关节有病,转动时不稳,腰转不过来,要转身就得蹦起来大翻身。说着,他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摆成高架子骑马势,双足一蹦,做了个原地纵跳的转身动作,由面南变成面北的姿势。贺龙体格魁梧健壮,这一蹦起势猛快,落地沉着有劲,显示出武术老功夫的底子。当他坐下,又说道:“我现在打网球、乒乓球,腰腿有病,不能练拳,只练太极拳的云手一个式子。” 

我曾经向贺龙提到病人练习技击性强、动作和呼吸能结合的杨式太极拳,在上海三十年来的成就,已为群众公认,现在许多医生对患慢性病者劝练太极拳;中国武术技术性强的拳种太多,国家体委武术科要提倡这类武术也伤脑筋。贺龙听了就说:“疗病的套能不能和技击性强的一套统一起来,可以研究。他又接着说:“中国体育史如果没有民族武术贯串起来,一部体育史就干巴巴了。武术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武术要注意武术化,不要化武术,可以参考舞蹈、体操、技巧,使动作优美,但如果把武术化成舞蹈、体操、技巧,就不是武术了,挂羊头卖狗肉是不行的。” 

护士陈菊陪着薛明起练习简化太极拳,删门常常参照简化太极拳的挂图来研究我所教的动作,所以学得很快,练了八次就完毕了。看来陈菊是学过体操或舞蹈的,她的动作协调优美,掌握要领也快。 

国庆过后,107日下午,我最后一次来到贺龙家作客,贺龙和以往一样,聚精会神地观看我们练习。练习完毕,稍事休息,我起身向贺龙夫妇辞行,虽然我再三请他俩留步,他俩仍笑容满面地一直送我到门口,还几次三番地说:“辛苦了,再见庠苦了,再见!” 

我万万没想到,这是我最后见到贺龙慈祥的面容和聆听他亲切的教导。时光过去近30,每当我回忆贺龙对武术工作独到的见解,积极主张推广实用性武术,为国防服务的观点,我就格外缅怀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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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 09:30:41 | 只看该作者
  请江青带话给毛主席
  
  1959年冬末,我因全运会时生病,正患感冒,体力未恢复。1224北京卫生部王春林来电,要我即去广州,江青在那里等我温习太极拳。此时,我正在大抓上海武术工作,公务繁重,我希望通过组织为好。王春林说:早已通知了。” 

  28日,我到了广州。前来接我的小殷告诉我:江青的身体比以前好些,神经系统的病仍是主要的,怕烦,怕声,怕人讲话罗嗦,因此你见面时讲话要轻,要扼要,江青认为你在上海有工作,常请你来不好,这次考虑再三才请你来的。下次去杭州疗养,江青想要你当天来回,我们认为这样你太辛苦,去杭州时还是希望你住一个时期,省力些。” 

  当天下午五点钟,小殷陪我去招待所湖内江青的住所,摆设十分豪华。江青见了表示欢迎,休息一会儿,她先练给我看,动作不稳,恐怕是影响呼吸的原因之一,体力不能耐久也是一个原因,几个姿势她练了九分钟,然后她看我练了十一分钟。江青说我的架子低,动作是圆形、连贯的,她的动作是方的,有停顿处,架子也高,这是功夫上的问题。准备学个月,到第二个十字手,然后自己练一个时期,再请你教完全套。我当时提出她提腿太高,她说:这样我容易完成动作,如果学你缓缓迈步,体力不够,你的练法是功夫拳,是打架的动作。” 

  晚饭时,江青问道:体育宫是市级还是区级?”我回答说:是市体委直属单位,市级的,我专管武术。江青又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五男二女,大儿1946年参军,小女也14岁了。江青笑着说:太多了,生活负担太重了,看不出你已有五十多岁了,这是练拳的好处。我说:头发也白了。江青说:我视力不好,现在不能看书报,当面看人连面孔者怀清楚,头发白不白都看不出。我说:这主要是体力关系,健康恢复后,视力会改善的。” 

  第二天下午五点,再去江青处,江青说:第二天练拳以纠正姿势为目的,过二天元旦放假休息一下,从13开始学新的动作。她觉得练拳时,手硬还发抖,不柔软,也不均匀。我领了她练一遍,是九分钟,这时江青说:腿有些痛。我说:看来还是要降低运动量。江青说:不,要按照你的练法。我觉得江青这个人很要强,一方面知道运动量高了,一方面还是要学我的样子练,因此,我在隔天写了一份江青练太极拳的原则,仍然强调轻松舒服,步子不要太大。 

  第三天是下午一点钟开始练的,江青学了新的动作,她看了我写的锻炼原则表示赞同。此时有一人来找江青,对我寒喧说:我是陶铸,久仰你是太极拳专家。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仅说:陶书记过奖了。江青对我笑笑,她一定看出我是不会讲话的人。 

  第四天下午三点钟,小殷安排我同叶大夫见面,叶大夫是四川人,1956年到北京,有一次贺龙在四川视察时,因右臂不能抬起,请叶大夫用针灸治疗见效,薛明有几个月躺在床上不能动,也由叶大夫针灸治疗,陈云也经过他的针灸,这次专程到广州给江青针灸,陈家康大使曾带叶大夫到也门,给国王,王后等人针灸治病,很有疗效,国王原想把叶大夫留下来……。正在谈话时,郑淑云来了。她说邓颖超一直在坚持练拳,身体很好。郑淑云说:江青身体太差,练太极拳是否适当,要考虑。殷曼丽也说江青昨天起情绪很低落,消化功能也不好。我表示这一段时期江青最好不要看书报,寒假这个时期,让李讷也来这里,可能对她的情绪会好些。我同叶大夫交换了意见,希望大家配合起来,综合治疗,叶大夫也欢迎经常合作。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对于江青的治疗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医疗体育来恢复江青的健康。 

  在此时期,我抽空去参观黄花岗烈士公园,并拜访广州市武术协会几位拳师,还拜访了八十四岁的伤科医生,南拳名家林荫堂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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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 09:31:03 | 只看该作者
  1960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设宴,江青要我和叶大夫,警卫员去参加。江青,邓颖超,以及广东省党政领导都到了,我与叶大夫同桌,由省长陈郁当主人。陶铸敬酒时向我打了招呼,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很好,我也想学,只是工作太忙,将来有机会一定请教。
  宴会上,我意外地与广东省委书记雍文涛重逢。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期,与雍文涛,顾准编在一个党小组。二十年未见,今在广州相遇,甚为欢愉,世事沧桑,也令人感慨不已。 

  宴会上,江青邀请我跳舞,我说:年青时跳过舞,现在都忘了。叶大夫也说不会跳舞,我们要去看电影。江青说:那就各便吧!”隔天,护士讲,江青昨天跳舞甚久,不感疲劳,我很高兴她的体质有所增强。 

  记得刚到广州不久,有一次看电影时,我见到邓颖超在同人讲话,我不便问候,可她见到我就主动走上前来招呼说:老师,我一直想找机会请你纠正简化太极拳的动作。后来,由郑淑云领我到湖内另一座洋楼,邓颖超已等候在住处。我首先谈了太极拳的要点,一边讲一边纠正邓颖超的动作,这样练了二次。邓颖超说我练了四个月的太极拳,腿力和腹肌有所增强,手指有时仍有麻木和针刺的感觉。你的知识和学问是渊博的,希望你多总结经验,写成文章,使学习太极拳者得到教益。” 

  1960118,有好几辆轿车驶进内湖别墅,同时空军多人也住进来,我估计是党内要人来广州,晚上内河的探照灯也电亮了,隔天,飞行员韩海兰、赵彬刚等四人晓得我在教江青,来找我练拳,我很乐意教他们,教了陈式的套路,并跟他们试一下推手的方法,使他们坚定学习的信心。他们要研究散打的方法,我用粘随反侧震弹劲的方法,给他们试打,他们很兴奋。认为太极拳散打另有一功,他们学了几天,因为要去汉口,就来辞行说,将来到上海时会找我继续学习打法。 

  邓颖超和江青住在内河,护士小殷,小韩,小顾等都学简化太极拳。小殷学得较用心,她希望我写出江青练拳时应注意事项,我写了六点意见交给小殷,让她在适当的时候转交江青。一次,邓颖超约我去谈话,说我这几天面色好多了,要我讲解简化太极拳的要领,见我不善言语,她亲切地说:喝点茶,吃糖果,慢慢地讲好了。接着起练了简化太极拳,告别时,邓颖超问:老师,这次你又要快回上海了,有什么想法,对我讲好了。我一时语塞,想不出有什么要求提出,就说:我没有什么想法。” 

  1960130日中午12点半,小殷陪我到江青的住处。江青练杨式第二节,我再练一次第二节给她看。江青说:我现在的记忆很差。也不能多练,多练身体要垮掉。当天晚上,江青请我吃晚饭,警卫员李连成、几位护士一同进餐,小殷的未婚夫来探望小殷,也请来吃饭。江青问我什么时候入党,家里情况怎么样,她听后说:解放以前,你的生活也不容易的。现在已练了牛套拳,你出来一个月了,先回去照顾一下工作,待我练熟些,下次再请你来,我可以学会全套了,这次又辛苦你,我考虑常常请你来,很不安,但是今后还得请你来。你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尽管对我说。我说:我没有别的想法,我觉得太极拳疗效很好,也有健身技击作用,全国还没有普遍开展,能不能请你向主席讲一下,主席能讲句话,各省市推行太极拳就不一样,太极拳也能更多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江青高兴地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带给主席。
  
  我在上海的酸甜苦辣
  
  回上海不久,市体委人事室来人通知,柯庆施要我教太极拳,可先住进衡山饭店,去柯家方便些。我说:柯庆施练拳每次时间不会多,约定时间就行了。这样既不影响工作,又不必住饭店。当时我单纯地为节约和照顾体育宫武术班起见,但这想法错了,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公务繁忙,我住近了,可以随叫随到,我考虑不周,因此柯庆施后来没有学拳。

我在上海的酸甜苦辣

回上海不久,市体委人事室来人通知,柯庆施要我教太极拳,可先住进衡山饭店,去柯家方便些。我说:“柯庆施练拳每次时间不会多,约定时间就行了。这样既不影响工作,又不必住饭店。”当时我单纯地为节约和照顾体育宫武术班起见,但这想法错了,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公务繁忙,我住近了,可以随叫随到,我考虑不周,因此柯庆施后来没有学拳。

隔不多久,陈云副总理的秘书和医生到体委点名要我教拳,陈副总理因神经衰弱去杭州疗养,要我随去三个月。我因另有任务,无法前往。

秘书回去汇报后,对我说“陈副总理讲了,顾老师目前不能随去,他派警卫员留在上海学这套路,回去教他,顾老师有空子,再去教他。”

陈云的警卫员张全福到体育宫从我学习杨式,说要学和江青一样的套路。我问明陈副总理仅为神经极度衰弱,不比江青还有腰痛等病,就讲明拳套要为病人服务,各人的体力条件不同,病情不同,除运动量可调整外,个别动作可适应学者情况变动。张全福练过杨式,学起来较快,约半个月后他去杭州教陈副总理。

这次我用呼口令教分解动作,以便她容易记,江青也很满意,江青原先只能练三分钟,现能持续十分钟,虽然有时练后会出虚汗。据护士介绍,江青情绪时好时坏,教时要轻声,最好少讲话,多做示范动作,但江青情绪好的时候多,每次能练上十分钟,她自己也讲,每天还复习一二次,这说明体力确有进步。

有一次,江青说:“顾老师,有人说你练的是南派太极拳,不是正宗的,是这样么?”我联想到李雪峰的话,很不以为然,就解释说:“杨式太极拳现在是以杨澄甫的架势为正宗,凡是把杨澄甫的架式修改走了样就不是正宗,杨澄甫在北方,南方教了近千名学生,哪有南派北派之分?有些人好吹自己是正宗,说别人不是正宗,无非是名利思想作怪!

在单独教护士练拳时,吴旭君谈到江青认为我这次的动作,有颤动处,个别复杂的动作没有了。我说:“江青很聪明细心,能看出问题,我注意就是。”

练了多次,江青总能坚持十分钟,有几次练到一半,有人来讲,毛主席来了,江青就停下来,到另一间去和毛主席讲话了,有一次,护土嘱我勿走动,因毛主席在庭中休息,我遥见毛主席正安详地坐在藤椅上,毛主席进屋后,我们才练拳。那时,毛主席虽来了几次,但都未和我们见面,据于丽姜说,毛主席曾看江青练的太极拳,也对江青说:“你练的象舞蹈,不象太极拳。”

总的来说,这次江青练拳,情绪不高,但她还是把下半套杨式学完了。531日是最后一课,我看了江青练拳,江青也看我练了一遍,江青说“又把你拖了一个月,套路学完了,但不熟练,以后怎样温习,再说吧!”这样就结束了第四次教学任务,黄树则送我和一位医生至车站,挥手告别!

在我多年的业余教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是教宋庆龄副主席打太极拳给我留下亲切而难忘的回忆。宋副主席是1960年找我习拳的,她当时住在上海淮海西路一座花园住宅里,一见面,宋副主席用流利的上海浦东话同我亲切交谈,她说:“沈钧儒先生教我的健身法叫‘摇橹法’,动作就跟船夫摇橹—样。”跟宋副主席—起学的还有她的秘书隋某,华东医院派去的医生、护士等。教完“简化太极拳”后不久,她要去外地视察,就结束了教学。

自从向江青提出请毛主席对太极拳讲句话不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听说毛主席在关于卫生工作的一份批示中写道:“凡能做到的,者腰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毛主席又在一次大区工作会议上也讲了:“你们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好,太极拳这项运动对老年人的强身健康有好处,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有机会的话找个老师跟着学习。”

1961年夏季。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因编写“五式太极拳”,写武术文章,教拳,还要开展上海武术工作,公务十分繁重,因营养不良,睡眠不足,人已瘦得脱形。宋季文副市长找我去他办公室,说:“江青来沪疗病,要你去温习太极拳,那边是新建的别墅,你可住在那里,顺便也休养一下。”在西部一座大花园里,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及保卫处长王济普都在,黄赤波说:“江青今天不在,以后再通知。”以后未通知我去。

1962年秋,我寄太极拳书给江青和邓颖超,信中说我仍在总结太极拳锻炼经验,还在提倡推手比赛,希望能形成体育项目,想不到几年来走上武术专家的道路,五十多岁的人了,能为党做好一件工作,于愿已足!

1966年文革初期,我因1961年在体育报上发表一组武术故事《习文备武——谈我国古代文人学土的武术活动》,被当作“借古讽今”的文字,太极拳源流上又犯了为太极拳名家“树碑立传”,宣扬其技术成就等等,被打成“三反分子”。

回想起当年知道毛主席提倡打太极拳,使我备受鼓舞,这段时间,我忙中偷闲,写了不少文章,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推广太极拳,在体育宫,我邀请太极拳各流派的著名拳师开办武术班、太极拳班,以1963年为例,开办32个班,学员人数全年共1180人。不料,在“文革”也成了一项罪行,那时我已调入上海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科研所某君,投井下石,在一次批斗会上,竟然血口喷人,诬陷我培养几万名武术打手,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复辟准备。我的处境愈来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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