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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Acupuncture history in China’ Category

为週恩来治过病的“江湖医生”-叶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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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Pascal 2015年04月11日11:06:0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江湖医生的英文

charlatan
empiric
quack

例句與用法

1. I simply spat my contempt and threw the drug back to the quack .
我愤怒地表示了我的蔑视,把药扔回给那个江湖医生。

2. When you go to the fair , beware of the quacks selling spurious medicinal herbs .
你 集的时候,当心卖假草药的江湖医生。

3. Those two quacks i’ve got working for me in the medical tent still can’t find out what’s wrong with me .
医务室裏我请来替我办事的那两个江湖医生,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我到底患了什厶毛病。

4. Don ‘ t be taken in he ‘ s just a quack.
可别上当- -他纯粹是江湖医生

5. After so many disappointments , he finds it hard to have faith in quack doctors.
经历多次失望之後,他对江湖医生失去了信心。 

6. A person who makes elaborate , fraudulent , and often voluble claims to skill or knowledge ; a quack or fraud
假内行,庸医,骗子精心製作或製造欺骗的人,而且对自己的技术或知识常常誇大其辞的人;江湖医生或骗子。

7. ” no , for I am only embarked in certainties , ” replied Danglars , with the air of a mountebank sounding his own praises ; ” to involve me , three governments must crumble to dust .
因为我隻做十拿十稳的交易, ”腾格拉尔用江湖医生吹法螺的那種廉價的雄辩回答说。 “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臺才行。 ” 
To act as a medical quack or a charlatan. 
当冒牌医生或江湖郎中
A charlatan; a mountebank. 
庸医,江湖郎中
Surely,as there are mountebanks for the natural body, so are there mountebanks for the political body: 
对於人底肉體既有江湖医生;对政治团體也確是有江湖医生的;
A hawker of quack medicines who attracts customers with stories, jokes, or tricks. 
江湖医生以讲故事、插科打诨或耍花招等方法吸引顾客的江湖卖药者

叶心清 (1908~1969) 字枝富,四川大邑县韩场镇人。1921年在武汉拜名医魏庭兰为师,得其金针绝技真传。1933年学业结束返回四川行医。返川後在成都、重庆设医寓和国粹医馆,坐堂应诊,因医术独到,对针灸学及中医内科有较深造诣,临床经验豐富,在当时四川医界颇有影响,享有“叶金针”之誉。

叶心清,解放前在成都就已出名,他叫什厶名字,人们大多不知道,隻知他凭金名医术医好了许多病人,姓叶,有“叶金针”之誉。解放前曾用金针與美国总统治病。

1955年,叶心清由成都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执医,併任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首长保健医生,为週恩来、贺龙等中央首长打金针治病。1958年,叶心清被派去为阿拉伯也门国王默汗迈德治病,病愈後被誉为“东方神医”;1961年,毛主席还手书著名诗作《类山关》送给他。1950年代後曾多次出国为越南胡誌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也门国王等国家圜首治病,屡获奇效,胡誌明主席赠亲笔签名照片送给他;範文同总理亲自授予他金质“友谊勋章”。

1954年,叶心清当选为第壹届重庆市人民代表,中医学会委员、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应邀到京工作;1960年被选为中央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63年初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理∶在卫生繫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誌、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繫,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厶联繫。

              ——引自壹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週恩来李先唸接见卫生繫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群主∶

Pascal, 院裏还有壹个老中医,姓叶,他们家的遭遇也很惨,下麵是他的壹个孩子发在群裏的壹段回忆,咱们院是有故事的大院,现在小夥伴们都在回忆,想出本书什厶的,你先看看叶心清女兒叶成媛的这篇吧。

“谢谢群主。始初同学邀请参加,隻觉得大院的记忆美好,但是太久远。过後宋小青再邀进群了。马上感受到淳樸的孩提情跃於字间,传於话语中。
 
在茫茫人海中,对壹位去世46年的老中医还有掛唸。谢谢徐晓天,吴方泽,孙铁兵,林亮,晓伟。汤澄东是小波的哥哥?谢谢汤伯母在父亲被抓第二天就到家中慰问,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
 
父亲叶心清,生於1908年,12岁拜湖北名医,学习中医,针灸(金针),十年学成,帮师三年。回四川行医。成就四川壹代名医,與1956年,成立中医研究院奉命與四川8位,全国36位名医调来北京,广安门医院。
 
1959年搬进大院10组。对门卢鬱文,後搬走,住进薛向晨,文革前因叛徒罪入狱;楼上叶挺母亲,併由长子长期居住;对门王小阳姐妹,及两个弟弟;三楼孙超,及千千,星星,娅娅,维维;对门阎宝航,夫人高素,革命战友,居委会主任,热心服务的好阿姨,长子闫明複。
 
邻裏关繫亲密白天厨房小门,大门,夏天凉臺门从来不锁。经常都有伯伯来聊天,常客闫宝航,孙超,徐迈进,吴传启,汤小波的父亲等。後来广安门医院修的老大夫楼,完全按照大院图纸,併分两套房子,父亲都留恋,舍不得去。
 
父亲在1967年9月17日 被两位军人以看病为由抓走,被革命组织反複抄家,为找电臺,黄金,客厅地板都撬翻。第二年壹月,被勒令搬到广安门外,第二機床萬对麵,平房杂院住。搬家时隻有2个单人三轮车的全部家当。
 
父亲被抓後壹直不知去向,罪名各个组织都在罗列,516分子,军统特务,国际间谍……在西单东北路口的大宣传栏上,是刘少奇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每天上学看着心裏就恐慌,真想下场大雨冲掉。1969年9月来人通知家中派壹人去看望父亲,上车後窗簾拉下,两个军人押送,进到壹座房子前,被带进房间,父亲瘦的如骷髅,满头白发,押送人站在旁边,四目相对,满噙泪水,三哥 紧告诉自己有了壹个女兒,父亲马上接着说,对他很好,想吃泡菜,都给了,要让二哥,三哥好好交代,通知时间到了,就这样结束。生死 别…
 
壹週後通知死亡。
 
父亲死後两个哥哥看管升级。壹直持续到1975年後。在1981年11月才算最後平反,开追悼会,有壹个很齐整的夫人群。康克清向家人说到,我们失去壹位好医生。我大姐回道,我们失去唯壹的父亲。

叶成亮

   叶成亮


  • 擅长∶

    神经繫统诊治消化繫统及运动繫统疾病有较高造诣尤其对…展开↓

  • 简介∶
    叶成亮,男,主任医师,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治疗繫毕业;1960—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西医 职学习中医班结业.1962—1978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医师;1978—现在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针灸科主任师、科主任.80年代以来,先後7次应邀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日本、泰国、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治疗及针灸指导.

二哥叶成亮,在西苑医院,其子叶章铭63年出生,当时在西郊幼兒园,被开除,去多个街道幼兒园都因反革命仔子受欺负,精神受到创伤。
 
三哥本人心脏受损,两次瓣膜手术後失去工作能力,兒子也7岁死亡。
 

小哥叶成焕67届高中,家中无经济收入(壹般单位给没有工作的家属,子女发最低生活费)而广安门医院,分文不给。在67年下到内蒙,下乡五年,无经济补贴,併政治压力…

无可奈何到四川投奔母亲,回到四川他少言寡语,没有生活兴趣,偏执,多发怪唸,工作不能持久,长期失眠,这是我壹生最悔恨的事情,不懂得那时抑鬱症。在75年回北京探亲後,更大的失落感困擾,我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另外壹个林业局工作,每年回家去,隻能21天,他的话就特别多,基本都是对北京的回忆。
 
在76年9月17日,也是父亲去世的日子他走了时年29岁。
 
他对王蓉的爱慕没有勇氣去表达,攘成壹个悲烈的爱情悲剧。王蓉是重情的人,让我感到对她太多的亏欠。”

《人民日报》(1982年4月13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医叶心清追悼会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医研究院不久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著名老中医叶心清大夫举行了追悼会。叶心清同誌於1969年9月病故,终年61岁。

蔡畅、谭震林、姬鹏飞和王光美等同誌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也送了花圈。王磊、张执壹、徐迈进、解方以及叶心清同誌的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了追悼会。

     杜钧福的博客

               文革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2013-08-18 14:24:52)

不了解事实或不承认事实当然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得出什厶结论。例如,我说江青张春桥等人固然幹了很多壞事,週恩来幹的壞事也不比他们少,很多人壹定不信或不承认。週幹的大的壞事,第壹是打到刘少奇,虽然主使者是毛,但週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第二是1970年的壹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壹六,週是主要负责人。在运动中数以百丌计群众遭到严重迫害,以至於连毛泽东都认为杀人太多了,於是紧急刹车。(可见王锐的研究文章)。那时有壹位国家级中医师叶心清给週看过病,但是文革中週说他是“江湖医生”、“五壹六”,很快瘐死狱中。现在叶心清的小传上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

我说週恩来幹的壞事比四人帮多,但不认为週是“壞人”,因为週幹的好事也比四人帮多。週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道德观唸和是非观唸都與普通人不同。但上述事实当然影响对週的评價。

       黨内健康力量析         杜鈞福          (2011-01-20 13:07:37)

现在说週恩来。壹般认为他是黨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在壹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的最大功劳是在極端混乱的局麵下,维持了这个大国政府的持续运作。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还没有崩溃厶?週恩来对此是有功劳的。而且,这不但是中国人民之福,而且是世界人民之福。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正常运作,像过去的义和团时代的慈禧政权,或今天的海地、索马裏政府,那将是怎样的局麵!对於週恩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因为在他後麵有壹位非常多疑的主人在那裏监视,不得稍有不慎。在與美国人谈判中有被抓住的口实,差点被打成第十壹次路线鬥争。况且还有壹个“伍豪”的紧箍咒在那裏不时唸唸。我们应该充分體谅乱局中的週恩来,正如要充分體谅败局中的李鸿章。“换了谁都不行”。

 

他为了维持这个局麵,还不得不在壹些力量所达部门(如外交部、體委)鼓励造反,扶植造反派组织。因为这些部门的造反派是“自己人”,还能讲点理,聽他的话。如果没有这些造反派佔?这个位置,让外边的学生组织来造反,後果更不堪设想。当然这样做也损害了壹些幹部如荣高棠,以及他後麵的贺龙。从这个例子看,壹些历史问题上的是非是很难区分判断的。

 

週恩来作为正麵形象,第二方麵的因素很少有人观察到。这就是,他支持毛的文革,併非完全被动。他对文革有他的期望。这集中表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对斯大林體製的批判。他曾说,斯大林的黨不如列寧的黨,列寧的黨是生动活泼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列寧的黨也不怎厶样,但比斯大林的黨还是强得多。週恩来还说过,文革前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打小报告。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所以,週有他的文化革命观,其中至少壹些是健康的,尽管未能实现。

 

顺便说壹下陶铸。我觉得陶铸是个小週恩来。在以上两方麵,都有陶铸的影子。

 

週恩来有大贡献也有大过失。最大过失是抓五壹六,?说涉及壹千丌人,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週在其中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和壹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审查不同,也和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不同,这个五壹六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曾经有的,隻有壹个很小的学生组织五壹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也隻能说他是个極左的组织,而不能说是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人早已被抓起来了。

 

但是从壹开始,週恩来就很肯定的说,外交部有五壹六。根?他的定性,外交部打了幾十个五壹六分子。在卫生部,他说给他看过病的中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五壹六掛帥的”,緻使这位著名中医很快瘐死狱中。

 

1970年1月,週恩来发表谈话,将五壹六从北京扩大到全国,将军队冲派也算了进去,点了王、关、戚、杨、餘、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的名,将他们都算做五壹六。根?壹项中央文件和週恩来、江青等人的讲话,在这壹年,抓五壹六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但是本来就是个子无虚有的东西,怎厶抓呢?很快,主持这项工作的吴德等人就觉得所掌握的材料全不落实,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週恩来挽救了运动。他说,不再查组织了,要查“罪行”。什厶是罪行呢?“背着中央开会就是罪行!”这壹下子,罪行的範围可就大了,而且可任意将任何行为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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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史|针灸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针灸医学是中国医学家一个伟大的创造,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光辉历史,历代以针灸著名的医家数以百计,针灸著作400多种。

中国针灸经清道光皇帝于太医院废止,民国时再次废止已日益衰落的情况下,然而在解放区,特别在缺医少药的军队保健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创院院长鲁之俊,于延安时跟随针灸治愈毛泽东肩周炎的中医任作田学习针灸,并于临床中研究针灸,使针灸在解放战争中对保证官兵疾病防治方面得到普遍推广与应用。另一位跟随鲁之俊学习针灸、研究针灸、推广针灸的朱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创办针灸实验所,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举办针灸学习班、培养教师、编撰巨著《新针灸学》,等等。

1951年7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建立针灸疗法实验所,由时任卫生部妇婴保健局局长的针灸专家朱琏任领导。

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接见朱琏时,有一番谈话:毛主席强调:针灸是科学,不是土东西,全世界各国都要学。今天是庆祝针灸,中医的经验是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研究,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的。

1955年11月19日,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将正式成立时,《中苏1956年技术交流协会》:“苏方希望派三名专家来华研究针灸治疗方法,期限三个月”。

1956年4月13日,苏三名专家来针灸研究所学习,教材用《新针灸学》俄文本,经过三个月学习回国后,在苏联大力推广与科学研究。

随着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中国中医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首家针灸研究所同时诞生。针灸在全国蓬勃发展,医疗推广、针灸教育逐渐发展,针灸科学研究深入展开,针灸作用机制,经络实质,特别针灸止痛乃至针麻作用原理之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针灸事业与针灸学术不断获得成果。特别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国际学者对中国针灸认识的加深,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之恢复,不断发生了多件震撼世界的举措,促成世界各国人民要求了解针灸,学习针灸,运用针灸的热潮。例如:

1971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Reston)访华期间突患急性阑尾炎,住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了阑尾炎切除手术,但次日出现术后腹部胀满感,接受中国针刺与灸疗,效果良好,出院回国,他以《现在让我告诉你在北京的阑尾炎手术》为题,于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转6版长篇,以及关于他参观上海针刺麻醉手术等。自此,美国媒体对中国针灸的兴趣大增,仅1971年即有二三百篇针灸文章发表,这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掀起国际针灸热拉开了序幕。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他观看了针刺麻醉下进行的甲状腺切除术;24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团成员30余人,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观看了由辛育龄主刀,在针刺麻醉下施行“右肺上叶切除术”的全过程。

代表团回国后纷纷称赞“针刺麻醉”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与世界多个国家与民众对中国针灸的关注,针灸热在国际不断增温。

1975年10月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应国际朋友的要求,于针灸研究所举办“外国医师针灸学习班”,为期3个月,有来自9个国家19名医师参加,这是继苏联3名专家来华学习针灸疗法后一次新的开端。继此之后,外国医师要求来华学习针灸的学者日益增多,为了满足国外学者的要求,我国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委托,先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办了三个国际针灸班,招收有志中国针灸的外国医师参加学习。1983年这三个国际针灸班分别更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中国上海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中国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截止到2010年三个中心已为140多个国家培养了数千名针灸人才。

1987年11月22日,经过国际针灸界学者之酝酿讨论,一致决定成立非政府性针灸团体国际联合组织——“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目前已拥有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9个团体会员,代表着20多万针灸工作者。世界各国的针灸从业人员远远超过20万人。因为,据有关统计报道,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提倡下,现在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已设立了针灸组织,有数以亿计的患者接受针灸治疗,针灸已为许多国家政府所认可的合法职业与医疗保健技术。

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针灸已是人类共享的医学。(作者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史|针灸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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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银针印初心

时间:2019-07-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1版 作者:李芮

  “朱琏虽是西医出身,却对针灸事业有着深入骨子里的热爱,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针灸医学的创新与发展。”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朱琏的针灸人生故事会上,来自朱琏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团队的刘兵与陈淑萍共同讲述了朱琏为针灸事业一生求索的历程。

一张朴素的面孔,一组记录着时光的银针,一颗对针灸事业的赤子初心,汇聚成了朱琏的飒爽风采与光辉岁月,她服务百姓健康的初心处处彰显,她传承创新针灸医学的使命熠熠生辉。

学初心:医者立壮志

  朱琏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团队历经6年,沿着她的人生足迹,走访她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从她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直的人格品行和伟大的使命担当中感悟一颗闪亮的初心。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上,来自延安的民间针灸医生任作田恳切地说:“我愿意贡献出自己30多年的行医经验,希望能让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与会的医生纷纷拿起笔,在学习针灸的报名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朱琏便是其中之一。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我与针灸学》一文中,朱琏回忆道:“我已经去过任老先生那边14天,学了学手法,抄了个手本,画了几张经穴图,但仍抱着怀疑态度。然而实行针灸以后,效果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无法解释了。”

战争年代,在临床实践中,朱琏敏锐地意识到,针灸有着疗效好、节省药品等特点,是在艰苦条件下同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它的合理内容,并加以发扬光大,这便是朱琏的“初心”。

1951年3月,朱琏编撰的《新针灸学》出版,受到国内外对针灸的广泛关注。同年8月2日,由朱琏主持创建的中央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今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虽然条件艰苦,但朱琏仍充满着干劲,不断丰富着针灸领域的研究。

悟使命:针者扬其用

  1955年4月15日晚上,朱琏被邀请去和毛主席一起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主席说起了《新针灸学》一书。原来,这本书他不但全看了,还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在开宴举杯之际,毛主席指出:“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1958年4月19日,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面就握住她的手,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朱琏回答:“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 主席又向朱琏详细询问了针灸治疗疟疾等工作,以及在各省市开办训练班的情况,朱琏均认真汇报。一番交谈下来,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说:“针灸大有名堂!”

经过2次会面,朱琏对发展针灸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对自己的使命更加明确,在针灸的科研、临床、对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得启迪:学者常谋新

  “但凡朱琏所到之处,都会留下她的革命足迹与赤子之心。”刘兵介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朱琏也时刻坚守着初心,不放过任何创新机会,她发明的“艾卷悬起灸”“埋针”等技术,深刻影响着当今针灸学科的发展。

1951年夏,朱琏去外地出差的列车上突发急性肠炎。她想用灸法自治,却没带艾绒,于是她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点燃,对准穴位悬起熏烤,结果病症得到很好的缓解。香烟卷熏灸的疗效让朱琏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她马上指导实验所开展研究,并将其定名为‘艾卷灸’。结果表明艾卷灸法不但使用方便,而且容易调节温度,这正是大众熟知的“艾条悬起灸”的来源。

中医人的初心和使命应该如何担当?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龙会认为,朱琏的事迹给出了答案。她为针灸事业发展趟出的路子和作出的示范,为广大中医人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李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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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uoxue.ifeng.com/a/20161215/50420804_0.shtml 转自《凤凰国学》

民国时中医界最高机构:“中央国医馆”的功过是非

2016年12月15日 09:16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米丁一

 

一、中央国医馆的诞生

回顾中西医论争史,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的“旧医登记案”(或称“废止中医案”)最为人熟知。此案甫一公布,即引起了中医界一片哗然,上海市中医药团体率先在《申报》刊登启事,要求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大会议定具体办法以应对。大会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顺利召开。议决成立全国性质的医药团体——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作为全国中医药界的“最高组织”,在领导中医抗争请愿、对外发声的同时,组织讨论决议,指导中医药发展,成为日后推动中央国医馆成立的重要力量。

全总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便是晋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撤消中央卫生会议的“旧医登记案”等,承认中医的合法性。请愿团拜访了谭延闿、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认为目的达到,安心返回了上海。

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会员拜谒中山陵(资料图)

然而,出乎中医界意料的是,这次请愿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很快又先后颁布公告,对中医进行限制,可见请愿并无实质性效果。与此同时,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逐渐受到政府质疑。1929年8月,全总会向国民政府卫生部呈请批准立案,卫生部以全总会名称、会章存在问题等为由并未执行行政院准予备案的训令,将呈文搁置。全总会未取得合法地位,直至国医馆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其撤销。

几次请愿却没有实际效果、呈请政府立案却被搁置,还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这些因素促使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中医药管理权、合法性的争取上,希望仿照国术馆,建立有官方授权的“中央国医馆”,切实掌握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宜之权。他们很快向政府提交了提案,同全总会申请立案过程相似,国民政府文官处训令卫生部核办国医馆。卫生部则回复称国医馆简章所列的管理国医国药事宜属于行政职责,不在学术团体研究范围之内,应该删除。同时用提案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其进行根本上的否认,态度颇为消极。而行政院将其意见转请国民政府后,不再过问此案。全总会对于建设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再次被卫生部束之高阁,未获通过。

1930年5月,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上再次提出设立中央国医馆,获得原则通过,交由政府拟定具体办法,中央国医馆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几经延期,中央国医馆最终于1931年3月17日召开大会宣告成立。

中央国医馆(资料图)

二、中央国医馆的运行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很快便选举、确定焦易堂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任副馆长。在他们的主持下,1931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通过国民政府审核,这一章程列举了中央国医馆聘请医药专家设立专门委员会;附设医院、医药学校;组织管理各省市国医分馆;奖励有贡献的医药专家等工作计划,几乎包含了中医发展的各个方面:学术研究、现实应用传播、教授传承、管理联络。可以想见,若是能够按照这份章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中医应能得到良好的发展,那么真正的实践到底如何呢?

中央国医馆理事会会场(资料图)

(一)整理、研究中医学术

由《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第一条所言中央国医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可知,中医科学化是国医馆众项工作中的重点。整理工作被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第二期为根据第一期审订的“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疾病名词;第三期则以前两期的工作成果为基础撰写全国中医药教材,并订正旧有中医药书籍。三步层层递进,最终目的即为谋求日后中医学术发展的一致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发展出“科学化”的“标准中医”。

在具体工作中,第一期工作较为顺利,而第二期工作,由于起初的起草人施今墨认为统一病名应以西医病名为最终依据。在发表后被指责不使用中医病名就是对中医的摒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即使更换了编审委员后,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不过国医馆之后并无动作,统一病名一项也就此草草结束。接下来第三期工作,虽在前期有征集中医书籍的广告,国医馆却并没有如期编审完成,只是检阅市面上流行的教材编成参考书单供教学使用,故也未取得较大进展。

(二)附设医院、发展中医教育

组织章程中附设医院及医药学校一项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在地方,以湖北省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指令公函为例。中央国医馆虽已下令准予备案,但还不到半个月,面对湖北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合法性以及受何机关管理的问题,国医馆就又下发了此时尚未取得附设医院的管理权,仅有名义上的“监督”一说,医院筹设还需要内政部、地方政府的批准及管理之意的训令。

中央方面,1935年底,就有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等人为筹建首都国医院宴请多位中央要人的报导。此后四处募捐筹款,1937年初招标动工。不过,首都国医院尚未竣工,国医馆就因为抗战爆发,随政府撤至大后方,医院也未能真正建成。

那么医药教育情况如何呢?

自1929年教育部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后,1932年行政院再次下令要求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的附设中医学校,也须修正为学社。对于此令,国医馆并未进行反抗,这引发了中医界的极大反对,认为国医馆不争取中医权利反替教卫两部办事,训令最终并未贯彻落实。

1937年2月,焦易堂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议请教育部将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获得通过。可惜的是通过后尚未及时制定详细规章制度,国医馆就因为日军的威胁被迫迁至重庆,提案的执行受到耽搁。

中央国医馆医药改进会江苏省分会成立大会(资料图)

(三)争取中医药管理权

中医药管理权本不在《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中,然而梳理国医馆工作,却发现其在此用力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即为促成《中医条例》的颁布。实际上,在最初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拟定的国医馆简章中,“管理国医药事宜”与“改进国医”、“研究国药”并列为国医馆所辖工作范围。只是在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时,卫生部将此条撤去。由于未被授予中医药管理权,中央国医馆在实际工作中屡受限制,始终不能很好地争取中医权利。因此1933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石瑛、陈立夫等二十九位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提交了《国医条例草案》。草案最终决议通过,交由内政部、教育部进行审议。

内教两部坚持认为国医馆是学术团体,并非行政机关,没有拟定条例的必要,决议将其修正通过,送交中央政治会议。7月,提案与行政院所附意见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议决将草案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此时身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在审议之前,走访了各委员,向他们解释《国医条例》的重要性,从而使草案顺利获得通过。最终,1933年12月立法院通过了《国医条例》,并将其改名为《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虽获立法院通过,但由于行政院的阻挠,迟迟未获得公布。其间各中医团体纷纷上书请愿。1935年11月,冯玉祥、石瑛等人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要求将《国医条例》公布实施,议决通过。几经波折,1月22日,《中医条例》正式公布。中医的合法地位得到基本确立。

(四)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国医馆

上述工作多在抗战爆发前进行,1937年后,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抗战时期主要工作重心是配合政府,为服务军队、后方抗战民众等作了很大贡献。

1946年,中央国医馆复员回到南京。此后两年,尚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即因国民党迁至台湾而解散,其工作也就至此宣告结束。

中央国医馆美国分馆(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三、多重视野下的中央国医馆

通过上文对中央国医馆运行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医馆的一些想法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个中缘由不仅有中医对于“科学化”问题的争论,更有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抵牾。

(一)政界视野中的中央国医馆

在国医馆运行期间,实际工作中一直伴随着发起者焦易堂等人与行政院对于中医药管理权的纠葛,两方针锋相对又妥协退让,我们或可猜测,中央国医馆成立运行的背后,有着国民政府内部的诸多博弈。

1929年“旧医登记案”提出时,正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之时,其心腹褚民谊的提案在中医团体请愿时被国民党元老反对,背后的原因固然有元老们个人对中西医的偏好。此外,廖仲恺案后,国民党元老与汪精卫产生隔阂,面对褚民谊提出的如此有争议的提案,他们公开反对,对其进行打压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根基深厚,其向日本学习“废除汉医”、追求科学以变革发展的思想以及其培植的势力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蒋介石与元老们之间本质还是相互利用,甚至偶尔相互打压的权力利益关系。故在请愿后不久,教卫两部再度先后颁布了限制中医的公告。与“限制令”对应,中医界再次晋京请愿,获得了蒋介石借用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挥光大”遗训的批示。支持中医与追随总理的联系变得更加明确、紧密,元老们更是顺势借助此力量维护中医。于是就有了上文谭延闿、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提出设立掌握中医药管理权的中央国医馆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召开方为汪精卫、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势力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之时,不知是对汪精卫废止中医派所掌控的卫生部做出妥协,还是为了尽快推动中央国医馆通过卫生部审查的权益之计,在谭延闿等人提交的设立国医馆的提案中,除“兹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一句外,在详细的工作、组织大纲中均未提到授予国医馆管理中医药权的相关内容。1930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公布之时,也就没有“管理中医药工作”一项的体现,最终导致了国医馆职能的尴尬。

中央国医馆正式开展工作后,中医药管理权缺失带来的掣肘促使石瑛、焦易堂等人于1933年6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制定《国医条例》,切实保证中央国医馆管理中医药的权力。对此,汪精卫在会上坚决反对,教卫两部也都未予通过。之后如上文所言,焦易堂各处拜访,推动了草案的通过,里面提到的国医馆管理权却被转给了内政部,“国医条例”也被改成了“中医条例”。

此期间正是汪蒋合流时期,双方虽都有争权,却也相互妥协。《中医条例》通过,一方面承认了中医的合法性,满足陈立夫、焦易堂等支持中医派诉求;一方面却又将中医管理权交给了内政部,并将带有民族性的“国医”还原为“中医”,迎合汪精卫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双方可谓各让一步。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中央国医馆自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等人将其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时开始,就已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派系斗争的工具。追求科学主义的汪精卫一方,欲以国家进步来获得权力认同;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元老一方,则希望标榜自身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来掌控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在整个过程中并无非常明确的指示,不难猜测中央国医馆是他用来制衡汪精卫一派与国民党元老一派的棋子,在双方互相争权打击对方时,坐收渔翁之利。中央国医馆是否能掌握中医药管理权,即在于汪精卫派、元老派及蒋介石三方的分合倾向,其地位、工作权限的变化又反映着各派系的起伏离合。

中央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讲义(资料图)

(二)中医内部对中央国医馆的争论

阅读国医馆成立时的诸篇评论文章,我们发现中医大都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是政府层面对中医支持的表现,同时,也有不少中医发出提醒,告诫同仁不要因此就依赖政府,放松对中医的研究。此外,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后能整理弘扬中医,使之能够进行“科学化”的改进,符合时代潮流,更好地发展,是中医界支持国医馆的又一代表。

然而,在国医馆运行后,中医界对其的批评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在“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草案”的颁布后,如名中医曾觉叟撰文称,中医以哲学为根本,西医以科学为根本,二者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央国医馆本应该维护中医,可是却以科学为中医的主要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医学说的精粹。统一病名建议书主张将西医当作中医病名的标准,以求中医“科学化”更引发了中医们的全盘否定,认为制定者完全为了“科学化”而将中医生硬套入西医概念,是将中医推翻的“恶毒”之举,对中央国医馆越发持消极态度,不予配合。

总结整个中医界对中央国医馆的讨论,不难发现,中医们对于中央国医馆的设立要么抱有国医馆可促进中医“科学化”以更好发展的极大期许,积极学习西医,要么采取较为极端的言辞对“科学化”进行抵抗,排斥西医。可见,此时中西医论争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起初中西医地位平等的相互汇通,到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出现高低分别,代表科学的西医,已在时代的热潮助推下成为中医汲汲以求或盲目抵制的目标。中医虽时时通过请愿、提案争取着与西医平等的待遇、地位,但实质上,中医的传统愈发松动,日后中医单方面向西医学习的格局自此初步奠定。

焦易堂解释:为什么把中医叫“国医”

 2017-03-12 09:45:02  江苏国医馆 转贴 from:  http://www.jssgyg.com/?yiguanlishi/93.html

焦易堂先生(1879—1950)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同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焦易堂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焦易堂酷爱中医学,极力提倡发扬中华中医药,保存国粹。他曾被聘任为中央国医馆馆长数十年,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他主持国医馆不仅逐步建立起各类研究委员会,创办了中医药杂志,编辑出版了部分中药教材,而且在各省市和国外华人居住地区建立起国医馆分馆、支馆。一些省市还办起中医学校。抗战期间,他先后在南京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创立中国制药厂,开办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由于他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撤消了废止旧医提案、设立中央国医馆、制定《国医条例》。他本人并非医家,却竭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医界撑起了一块生存的空间,为处于逆境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他这样解释:“国医”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向来是没有的。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这好比我国的文字本来无称为“国文”的必要,因为同时发现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诸种文字,于是主体提出“国文”一个名辞是觉得非常的必要。国医的意义,亦就是这样。

江苏省国医馆历史

 江苏国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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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即“中医”,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国人将中国的传统医学称为“国医”。“国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江苏省国医馆已有79年的历史,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党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1930年5月7日通过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翌年4月16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确立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药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分馆,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定每年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开始了近代中医诊疗、研究和教学的新模式,使近代中医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3月16日中央国医馆筹备会全体会员合影
 

江苏省国医馆又称中央国医馆江苏省分馆,于1931年12月7日由中央国医馆馆令“兹派王硕如、毕怀之、吴子周、王彦彬、向恭伯、尤九皋、朱永升、金仁甫、夏子雨、郭令之、曹丽青为江苏省国医馆分馆筹备员。

1932年12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预备会,推荐主席团,由王硕如、王礼文、尤九皋等人组成,讨论大会的各项议程。18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委员及各医药团体代表、各机关团体来宾,人数甚多。由王硕如任主席、闵金禾任司仪,镇江地方法院书记官吴鸣盛、药业公会常务委员尤九皋监票,选江苏省国医分馆董事会董事49人,开票结果冷御秋等49人为董事, 蔡香之等14人为候补董事,委任陆锡庚为馆长、王硕如、尤九皋为副馆长。馆址暂借三区党部。

1933年2月12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推选王礼门等十一人为常务董事,并选举吴子周为董事长。嗣开会聘任江苏省党政医药各界要人为名誉董事。因陆锡庚会长担任江苏省商会主席,事务纷烦,所有日常馆务面托王硕如代理,加委王硕如为江苏省国医馆代理馆长。1933年11月14日陆锡庚正式辞去国医馆馆长职务,认为王硕如在代理馆长期间工作井井有条实为当今不可多得之才,推荐王硕如为正馆长,于1933年11月29日中央国医馆2070号委令王硕如为馆长。

江苏省国医馆办公地址于1933年6月18日迁之镇江城外宝盖桥路第一区公所办公。

1933年7月16日召开第一次常务董事会议。

江苏省国医馆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整理学术,1993年7月25日成立了江苏省国医馆医药专门委员会,负责中医学术的整理。编辑出版了《王九峰医案》、《痘症辑要》、《吴中医药》等。

根据中央国医馆第3536号指令,于1936年1月1日元旦2时召开江苏省国医馆医药改进分会成立大会,由本馆编审委员郭受天为特派员临场监视,当场公推吴子周为正会长,章寿芝、耿耀庭为副会长,又推顾允若等19人为评议员,钱今阳等9人为修补评议员。

江苏省国医馆成立后各地成立支馆,纷纷举办国医学校、讲习所,诊所等。民国24年(1935年)6月29日,苏州中医自己组织了“国医联合诊所”,发起人有顾福如等,地址在景德路27号,分设内、外、妇、儿四科。

江苏省国医馆的成立,对当时全省中医学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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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

立学校、设学会、办杂志,一直都被近代中医学界视为振兴发展的“三大法宝”,其间诞生了至今被我们遗忘或忽视的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先期建成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国医传习所之筹备》)。

为便于解决种种掣肘之琐事,加之中央国医馆早就有成立国医专门学校的规划与蓝图,遂有将南京国医传习所改由中央国医馆主办之动议。1933年9月26日,在中央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先在长生祠设立国医传习所,扩充现有国医传习所董事会组成人员,加推南京市市长石瑛为董事长,焦易堂为召集人,并与张简斋、杜同甲、杨伯雅、隨翰英一起,负责起草《国医传习所章程》及具体规划,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1933年10月1日,在中央国医馆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推举张简斋为所长,隨翰英为教务主任,傅选青为事物主任,并再次议决“先办国医传习所,俟《国医条例》通过后,明年即办学校,招收正班学生”(《中央国医专校与医院之筹备经过》)。

为加紧进行筹备工作,成立了以焦易堂为主任,杜同甲、傅选青、沈仲芳等为副主任的筹备委员会。自此以后,南京国医传习所的主办单位升格为中央国医馆,并因此而奠定了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的地位。

1934年5月底,在南京国医公会长生祠旧址开始校舍建设,将于6月竣工,“大约九十月,决可开校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将开办》)。呈请南京市社会局核准备案后,决定先行开设“医学正科”与“补习班”各一班,“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宗旨,“有初中毕业资格及相当学历者,可入正科修业,五年毕业;参加南京市国医检验考试,无论已否及格而有志补习者,均可报考补习班修业,二年毕业”(《南京市国医传习所:中央国医馆主办,推张简斋任所长》)。

学习课程分为两种:“必修科目”包括党义、国文、理化学、生物学、解剖生理学、卫生学、医学史、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内科学、小儿科学(附痘疹科)、妇人科学(附产科)、外科学、临症讲义(医案)、临症实习;“选修科目”包括喉科、眼科、正骨科(附金镞科)、法医科、按摩科、齿科、花柳科、针灸科(《首都国医传习所续招男女生,定于九月中旬开校上课》)。

经过先后两次招考新生,最终录取“正科四十名,补习班三十名”,于1934年9月19日开学,24日正式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开学上课》)。

1935年8月,南京国医传习所再次招收新生,“第一次招生,已于八月二日考过”,“月底将再续招”(《南京国医传习所续招新生》)。

1936年,第一届“补习班”临近毕业之际,国医传习所呈请中央国医馆派人监督毕业考试,中央国医馆特派秘书主任周柳亭作为代表“莅场监试”(《南京国医传习所补习科毕业呈请中馆派员监试》),“经各科教授评定甲乙,均尚及格,随填毕业证书三十张,呈奉社会局盖印发还”后,又加盖了中央国医馆印章(《令南京市国医传习所据呈报补习班毕业证书请加盖馆印应予照准文》)。

筹而未竞的中央国医专校

南京国医传习所建成以后,中医学界兴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愿望与理想,终民国之世,一直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实现。

1937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成立后,“以《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业经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交教育部会同委员会妥为订定’,特商请卫生署指派隨翰英、张锡君前往教育部会商进行办法,并一面草拟国立中医专门学校预算,请卫生署商教育部于下年度开始时,在首都筹设国立中医专门学校”(《中医委员会建议创设国立中医专科学校》)。所拟订的预算草案,共计国币24.6万元,包括临时经费15万元(《国立中医专校积极计划进行:张委员拟就预算,刻已送教育部审核》)。无奈此时抗战的烽火已蔓延至南京,并被迫迁都,开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计划遂搁置下来。

1939年4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令各省教育厅查明中医学校办理情形,但延宕数年,却迟迟未见有任何主办公立中医学校的举措。

在194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孔庚提出了《限期成立国医专科学校,造就中医人才案》:“请行政院令饬教育部迅速延揽中医学者,集思广益,编辑教材,并限期一年内成立中医专科学校,普及各省市设立分校或训练班,以发扬民族固有医药。”大会议决如下:“以科学方法,研究我国原有医术及药材,为卫生行政机关及医药学校亟应切实注意之事,本案送请政府参考”(《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中医学校提案全文》)。

相关部门不但不予采纳,反而采取了一些倒行逆施的措施。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公然否定已经颁布的《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面对政府机关“前后言行之不符,实使人痛心疾首”的情势,“上海市中医药界积极自筹十亿元,以期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并“会同首都中医药界向政府请愿”,“结果尚称圆满,不日将展开筹备工作”(《中医药界一致要求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但囿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传习所复课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后,停办已达10年之久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张简斋所长的积极努力及南京医药界的募捐帮助之下,重新修葺被敌伪焚烧的长生祠并增加其他建筑设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向南京市教育局备案后,于1947年6月开始招录学生,报名者不仅男女均有,而且还有开业已数年的医师,但多数为抗战前在该所就读而未毕业者(《南京国医传习所复课》)。

当时,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已被当局勒令关闭与停办,“在今日中医药教育摇摇欲坠之势,国医传习所能够复校上课,也是中医药界中一朵奇异光彩之花”。为此,医声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兼特派记者张德培在开学前夕专访国医传习所,“报名上课者,大半为该所旧生”,“此次甄审者七十多人,及格者六十人。女生王问儒、王慧智、梁玄亭、沈慧君、蔡香帆五人,男生芮心斋等五十五人;系下午制,授课时间为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教材大半均由该所自编,内设教导处、事务处,其讲义为内科、外科、妇科、幼科、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方剂学、药物学;期间六个月,期满之后,即行重招新生,依旧为四年制。”(《南京国医传习所复校一夕访问记》)

1947年7月1日,南京国医传习所正式上课。除集中1934年和1935年录取的学生分别组成“特别训练班”外,还开始了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并筹备出版杂志等工作(《京国医传习所征书出刊》)。

其后,因国内时局紧张,有关国医传习所的讯息未见报道。南京解放前夕,张简斋携家人前往香港,南京国医传习所也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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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lleague Dr.Li in New York got a piece of antique acupuncture chart using President Nixon’s figure. It said only  25 pieces printed in 1972, Dr.Li got one of them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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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60s was published in May 2016 i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which, dry needling is mentioned in 1961 in China.

Liu LG, Fan AY, Zhou H, Hu J. 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60s. J Integr Med. 2016; 14(4): 285–290.

http://www.jcimjournal.com/jim/FullText2.aspx?articleID=S2095-4964(16)60253-4

Liu LG, Fan AY, Zhou H, Hu J. Acupuncture Anesthesia in Shanghai during 1960s JIM 2016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acupuncture anesthesia (AA) for pneumonectomy in Shanghai in 1960 was a key event for AA gaining practical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effort was a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hanghai First Tuberculosis Hospital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AA success was the great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local government. In December 1965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China issued a formal document acknowledging AA as an important first-level national achiev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a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the whol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China. AA was an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 that helped acupunctur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Keywords: acupuncture anesthesia; pneumonectomy; Shanghai; histor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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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ZF, et al. Comparison of Trigger Point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World J Acupunct Moxibustion 2016

Authors: Peng ZF, Nan G, Cheng MN, Zhou K.

Main Points: Trigger point acupuncture (Dry Needling) is from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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