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花清瘟胶囊被质疑 海外中医怎么看？

作者： 樊蓥， 孙培林，古旭明

原文发表处：侨报网 05/14/2022.

被《环球网》、《云南网》等转载（没有作者名）

https://m.huanqiu.com/article/483WtKV6LqG

https://m.yunnan.cn/system/2022/05/19/032091343.shtml

近期，国内围绕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特别是其中代表产品连花清瘟展开的讨论不绝于耳。作为身处海外的中医人，我们亲眼目睹了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也有使用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经验，我们愿意从自身经历分享中医对新冠肺炎的认知以及自己的看法。

1、连花清瘟在海外被认定为假药？

连花清瘟是2002-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流行期间研发的一款中成药，2004年5月，连花清瘟胶囊经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主要针对中医辨证分型里面的“热毒袭肺证”患者。2020年4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连花清瘟在原适应症基础上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适应症；“用法用量”项则增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疗程7~10天”。无疑，连花清瘟是经过正规审评审批程序上市的真药。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连花清瘟先后被列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九版)及湖北、北京、上海等20个省（市）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肺炎诊疗方案，适用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其临床效果受到广泛认可，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3月18日(最新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明确地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继续列为中医治疗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期(确诊病例)轻型、普通型推荐用药。

连花清瘟胶囊已在全球包括巴西、菲律宾、肯尼亚、科威特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注册批文和进口许可，它在有的国家和地区的是按药物包括中药或植物药注册，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以食品补充剂类别登记。

连花清瘟还在科威特、蒙古、老挝获批新冠肺炎适应症；在乌兹别克斯坦，连花清瘟入选了该国卫生部发布的抗疫药品白名单；在泰国、柬埔寨，连花清瘟获准进入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用于治疗当地患者；2021年7月，连花清瘟还入选了柬埔寨卫生部发布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居家治疗方案，这也是中国药品首次进入海外国家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

对于有些新闻说连花清瘟在某某国家或地区被当做假药或者因为含有违禁成分被当地海关扣押，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药品法规，对药物成分的规定也各有差别。在还没有获得注册批准的国家来说，连花清瘟确实不能被称作药物。但绝对不能因此就断定连花清瘟是假药，对此，电影《我不是药神》已经生动演绎了这种情况。

2、连花清瘟含有FDA的禁药吗？

所谓的连花清瘟含有FDA的禁药，是指连花清瘟的药味组成中有“麻黄”。

在中国和日本等国，中药(在日本称为汉方药)经过药物管理当局批准成为处方药或非处方药。麻黄是一味广泛使用并且十分重要的中药(汉方药)，用于配制中成药和日常汤药饮片处方。即使从《伤寒论》麻杏石甘汤开始计算，麻黄也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应用历史。

但是，各国有各自的医药文化传统，对于中药的认识、管理中药的法律不一样。一些西方国家有关于麻黄的禁令，因为麻黄及其成分或成分的变构体曾被滥用于减肥和提高运动成绩，而且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美国FDA关于麻黄的法令特别指出,这个麻黄禁令不针对中医，中医在从事医疗活动时允许使用麻黄。

之前网上有视频传播连花清瘟含有违禁成分被澳大利亚海关扣押，是因为连花清瘟所含的麻黄和苦杏仁被澳大利亚列入《标准统一药物及毒物列表》。据我们所知，新西兰及欧盟一些国家对麻黄及其成分或成分变构体也有类似的管理要求，但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中医使用小剂量麻黄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在药店配药时可以买到麻黄。

需要强调的是，麻黄、苦杏仁等作为中药正常使用时不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不好的不是这些中药本身。

顾客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药店内咨询连花清瘟胶囊。（图片来源：当地华人王哲坤拍摄）

3、连花清瘟有没有预防病毒感染的作用？

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具有确切的治疗作用，而且安全性良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3月18日(最新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明确地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继续列为中医治疗新冠肺炎医学观察期推荐用药，还将其列为临床治疗期(确诊病例)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推荐用药，包括湿热蕴肺证、疫毒夹燥证。

2021年，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持开展使用连花清瘟对1976例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密接人群)进行前瞻性、开放标签、常规治疗对照试验。研究结果证实：连花清瘟干预组核酸阳性率0.27%，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14%阳性率(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连花清瘟可降低核酸阳性率达76%，同时安全性良好。我们认为，连花清瘟有一定的预防(阻断)新冠肺炎密接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病的作用。这种对特定人群的预防作用不应该被混淆成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这样的一般意义上的预防，连花清瘟不应该被质疑“不是新冠预防药”。我们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将会更多地开展，以冀获得更详实的数据。

4、连花清瘟在中医方面如何解读？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成药的注册分为四类：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等，前三类属于中药新药。连花清瘟属于中药创新药，主要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热毒袭肺证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轻型、普通型。

该中成药从中医历史上三个经典的治疗肺系疫病初、中期的方剂和有效药物化裁而来。它们是银翘散(吴鞠通《温病条辨》)、麻杏石甘汤(张仲景《伤寒论》)和大黄(吴又可《温疫论》)。连花清瘟的具体成分包含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棉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和甘草。

连花清瘟中选取银翘散的三味主药是金银花、连翘、薄荷，具有清热、解毒、解表、透邪的作用；选用薄荷的提取物薄荷脑，相对来说辛散作用较原药材薄荷会更强一点，服用连花清瘟时的清凉感即来自此药。麻杏石甘汤组方是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其中麻黄具有宣肺解表、止咳、定喘的作用；杏仁也有止咳、化痰、宣肺的作用，可以帮助麻黄发散在表的邪气，减轻肌肉疼痛等症状，最关键的是可以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中出现的各种呼吸道症状。这两味中药是历代中医治疗呼吸道疾病最重要的药物，毫不夸张地说在缺乏这两味中药的情况下，中医的疗效会大打折扣。石膏主要是用来清解内热，配合清热解毒、畅通肠腑的大黄(中医理论认为肺与大肠是表里关系)，达到退热和清泄内热作用。明清时代肺系疫病流行期间，以上的几味中药在治疗这类疫病流行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控制肺部壅热方面功不可没。而板蓝根、贯众、鱼腥草主则要是清热凉血，解毒利咽的作用。还有一味红景天，它具有益气活血和通络平喘的作用。选用红景天，主要利用它来提高人体正气，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它具有调节人体免疫功能和耐缺氧能力的作用。而藿香可以化湿和中、解表散邪，对于鼻塞流涕、腹部疼痛、腹泻便溏等有缓解作用，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黄引起的胃肠道不适，稍稍兼有藿香正气散的作用。这个处方构成合理，适应范围比传统方药银翘散、麻杏石甘汤等更为广泛、也适合更多的病人。

一般情况下，具有发热恶寒，肌肉痠痛，鼻塞流涕，咳嗽头痛，咽干咽痛等外感症状同时兼有内热的体征，比如舌质红，舌苔黄或者黄腻，甚至出现气喘的时候适合使用连花清瘟。综合而言，表证未尽，兼有肺部蕴热这一阶段是连花清瘟最为适合的证候，而且不宜长时间服用也不需要长时间服用，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和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最好能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下选择使用。

诚然中医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强调疾病表现的多样性和治疗上的个性化治疗(辨证施治)，但也提倡专病专方和专病专药治疗疾病，如单方鲜青蒿或青蒿素治疗疟疾。但是，在疫情这个特殊时刻，在情况危急和中医师人手缺乏的状态下，在严厉管控和出行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与一些目前市面上出售的中成药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连花清瘟是治疗新冠肺炎安全有效的中成药，可以极大地改善新冠肺炎早期和中期临床症状，并防止病情向重症恶化。而且，在治疗新冠肺炎(等病)的过程中已经作为非处方药物大范围地使用。最值得欣慰的是各级卫生和管理部门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患者或潜在患者免费发放这款中成药，帮助大家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喉疼痛、胸闷等相关症状时，及时服用减轻症状，等待进一步观察治疗。因为连花清瘟有抑制新冠病毒的作用，所以在成为密切接触者或时空伴随者之后也可以预防性短疗程应用连花清瘟。

5、连花清瘟有副作用吗？

连花清瘟组方中寒凉药稍多，脾胃虚弱，年老体弱或同时还有其他基础病和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患者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多个公开发表的连花清瘟临床研究报告(包括新冠肺炎、流感等)明确地报告了它的不良反应，常见胃肠道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腹胀、反胃，等等。与其它许多抗病毒药物相比，连花清瘟的不良反应比较轻微，不良反应监管系统的数据显示，发生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一，属于罕见级别。这些胃肠道的反应可能与所含大黄有关，少量大黄引起的大便稀溏本属于治疗目的，根据中医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畅通肠道有利于呼吸道特别是肺部炎症的改善，属于通腑泻肺，清肠安肺的作用。但对于某些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可能会引起不适。另外，石膏本身也是寒凉之品，降热作用明显，所以，脾胃虚寒者需要慎用。此外，皮疹、瘙痒、口干、头晕等也有可能出现，但是，极为罕见，一般发生见于对药物过敏的个别特殊情况。出现以上情况一般都是短暂服药效应，停服之后就会自行好转。很多情况下，连花清瘟可能与一些抗病毒化学药（简称化药）联合应用，而那些化药本身就有不良反应，比如服用利托那韦片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胃肠道不适和肝功能损害。现有证据表明，连花清瘟和上述抗病毒化药联合使用时并不额外增加不良反应。

另外，大黄是药食通用的植物之一，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大黄（茎叶）Rhubarb也常用于制作甜品和日常菜蔬，属于常用食物之一。如使果服用连花清瘟后导致有胃肠道反应，可以配合使用姜茶、或配用藿香正气水(或胶囊、片、汤剂)等以缓解不适。

2021年9月，柬埔寨卫生部长蒙文兴向暹粒省疫情高风险区域居民发放连花清瘟胶囊。（图片来源：柬埔寨Fresh News）

6、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大规模发放针对新冠肺炎的中成药治疗药？

中国政府在上海疫情期间大规模发放了连花清瘟、金花清感、藿香正气等多种中成药或汤药，用于民众及早(第一时间)防治新冠肺炎。这些中成药都是安全、有效的防疫中药物，而且副作用少。在疫情严重导致封城、人们居家禁足、就医不便的特殊时期，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提前干预措施。

即便是对审核新药最为严格的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简化了新冠肺炎的诊治程序，一旦民众自己在家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以及发觉自己患有新冠肺炎的轻症，可以联系当地药房，取得治疗新冠的药物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即奈吗特韦/利托那韦片，中国最近也进口了这个药物)，5天剂量。只有病情转重才去医院进一步治疗。值得强调的是，帕克斯洛维德需要在确诊感染且症状出现后5天内服药。据了解，帕克斯洛维德在中国属于“附条件批准”，也就是说上市许可持有人必须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限期完成附条件的要求，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果。在欧、美疫情期间，特别是在两年前第一波疫情期间，政府既没有及时核酸检测，更没有任何预防和治疗的药物发放给民众。如果高烧，也是劝说回家自行服用退烧药，一旦出现危急状况才予收入住院。相比较来说，中国这样大规模免费发放连花清瘟，从中医角度而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7、连花清瘟有没有被证明对新冠肺炎有效？

既往关于连花清瘟有多个回顾性临床总结和前瞻性研究，我们曾于2020年进行系统综述并荟萃分析了包括连花清瘟在内的七个中成药或中药复方治疗新冠肺炎前瞻性随机对照、开放标签的临床试验,证明这些中药的确对轻型或普通型新冠肺炎有效，特别是在改善肺炎的影像学改变方面(Fan AY,Gu S,Alemi SF,Research Group for Evidence-based Chinese Medicine.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COVID-19:Current evidence with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ntegr Med.2020Sep;18(5):385-394.doi: 10.1016/j.joim.2020.07.008.Epub2020Jul31.)。

关于连花清瘟，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张伯礼院士等领衔的前瞻性、随机对照、开放标签(非双盲)临床试验发表于Phytomedicine.2021年5月号(Hu K,Guan WJ,Bi Y,Zhang W,Li L,Zhang B,Liu Q,Song Y,Li X,Duan Z,Zheng Q,Yang Z,Liang J,Han M,Ruan L,Wu C,Zhang Y,Jia ZH, Zhong NS.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anhuaqingwen capsules,a repurposed Chinese herb,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2019:A multicenter,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hytomedicine.2021May;85:153242.doi: 10.1016/j.phymed.2020.153242.Epub2020May16.)。在西药常规治疗(抗病毒等化药)基础上分为连花清瘟和对照组(单用抗病毒等化药)，各纳入病例142人，试验提示连花清瘟组病人的康复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1.5%vs.82.4%,p=0.022)。症状消失的中位时间短于对照组(中位数:7vs.10天,p0.05)。试验期间没有发现连花清瘟胶囊造成显著的不良反应。

目前有至少九篇关于连花清瘟胶囊治疗新冠肺炎专门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八篇为英文)发表。其中2021年的一篇是Zhuang J,Dai X,Wu Q,Cai H,Fu X,Zhang W,Chen B.A meta-analysis for Lianhua Qingwen o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Complement Ther Med.2021Aug;60:102754.doi: 10.1016/j.ctim.2021.102754.Epub2021Jun19.。该文涵盖了七个连花清瘟的临床试验(都是在抗病毒等化药基础上)、经过筛选三个试验报告纳入了研究。与对照组(抗病毒等化药)比，连花清瘟胶囊能显著降低转重症及转危重症率[RR=0.38,95%CI(0.17,0.85)，或者说连花清瘟减少了重症及危重症发生率62%,P0.05]。文章认为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有治疗意义。

另一篇发表于2022年(Wang DC,Yu M,Xie WX,Huang LY,Wei J,Lei YH.Meta-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Lianhua Qingwen with Western medicine to treat coronavirus disease2019.J Integr Med.2022Jan;20(1):26-33.doi:10.1016/j.joim.2021.10.005.Epub2021 Nov2.),纳入了六个关于连花清瘟的临床试验，包括了856位新冠肺炎病人。该荟萃分析提示连花清瘟结合常规西药(抗病毒化药)比单纯常规西药(抗病毒化药)退热率高(OR=3.43,95%CI[1.78,6.59],P=0.0002),止咳率高(OR=3.39,95%CI[1.85, 6.23],P8、与美国FDA紧急授权使用的新药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和Molnupiravir等相比，连花清瘟胶囊有什么异同？

严格地说，调整病人病理反应状态的中成药连花清瘟和抗病毒化药治疗的楔入点不同，治疗上具有互补性，直接比较疗效不是特别合适。但我们还是提出来，大致谈一谈。

辉瑞公司的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奈吗特韦/利托那韦片)和默克公司Molnupiravir都是抑制新冠病毒的化学药物，但不是该病毒的杀灭药物。在法律上，这些药都不是FDA正式批准的药物，而是因为疫情紧急的情况下，FDA于2021年12月紧急授权使用。这两个药物目前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不多。从制药公司新闻发布等渠道，我们知道他们都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样本量比较大。连花清瘟胶囊，治疗着重于新冠肺炎患者身体的病理状态，同时连花清瘟本身也有抑制新冠病毒的作用，可以减轻被感染细胞的损伤程度，是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根据临床试验结果紧急批准增加新冠肺炎(治疗轻型、普通型)适应症的中成药。这些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西药物，都有一定疗效，但似乎都未能达到特效药的要求。

一篇荟萃综述(Wen W,Chen C,Tang J,Wang C,Zhou M,Cheng Y,Zhou X,Wu Q, Zhang X,Feng Z,Wang M,Mao Q.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ree new oral antiviral treatment(molnupiravir,fluvoxamine and Paxlovid)for COVID-19：a meta-analysis.Ann Med. 2022Dec;54(1):516-523.doi:10.1080/07853890.2022.2034936.)分析了三个治疗新冠的新药molnupiravir,fluvoxamine和帕克斯洛维德,纳入了8个临床试验，药物组涵盖了2440名新冠肺炎患者，有54人住院或病死(2.21%)，对照组有2348名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或病死有118人(5.03%),治疗组与对照组住院或死亡方面的总优势比(odds ratio,OR)为0.33(95%confidence interval[CI],0.22-0.49),提示这3个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新冠肺炎有效、降低住院或病死大约67%。而且没有显著的副作用。

关于帕克斯洛维德，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短讯(Mahase E.Covid-19:Pfizer’s paxlovid is89%effective in patients at risk of serious illness,company reports.BMJ.2021;375:n2713.doi: 10.1136/bmj.n2713.)报告了一个RCT的中期研究的摘录，按照治疗组和安慰剂组1：1随机分配，每12小时口服一次药物，对于发病3天内开始使用帕克斯洛维德的病人，在观察28天时，339名病人有3例(0.8%)住院(没有死亡病例)，而安慰剂对照组385名病人中有27人(7%)住院(含7人病死)，统计学差异显著(p

受围封影响的香港居民获派政府发放的连花清瘟胶囊（图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

9、关于连花清瘟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有什么评论？

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是最常用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也是证据级别最高的循证研究，属于循证医学中Ⅰ级证据，通常被认为是临床疗效评价的“金标准”。

对于随机对照研究而言，需要遵循随机、对照、盲法、重复、伦理的原则，至于具体采用何种研究方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随机是指随机分组；对照一般有安慰剂对照、阳性药对照；重复是指在相同试验条件下进行多次研究、确保研究结果的重现性，一般通过样本量来实现。伦理是指研究方案需要符合伦理道德。盲法主要目的是避免研究者或受试者的测量性偏倚和主观偏见，可以分为单盲、双盲、三盲，这三种方法都具有同等的证据级别，都属于Ⅰ级证据。

所以连花清瘟治疗新冠肺炎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的证据强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专家对新冠肺炎的致病情况并不了解，没有所谓的阳性对照药，使用双盲或采用没有治疗效果的安慰剂作为对照都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因为双盲意味着医生不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不能第一时间判断病人的情况并给予恰当及时的处理。而研究的评价指标是客观的，如转重症率、肺部CT影像学改变、发热温度、核酸阳性率等都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同时，研究是由第三方开展的，统计分析也是由第三方单位执行的，这并不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理论是一套基于数千年以来的临床经验总结和智慧，在以数理、化学等角度以及以某些现行西药研究方法学研究和判断中药疗效时，应充分考虑中药的特点和作用模式。一般而言，西药通常是单体化药、单靶点，比如针对某个受体或微观结构，常采用对抗模式；而中药通常是多成分，多靶点、并针对人体的病理反应状态或体质，多采用调节模式。就目前的科学研究水平而言，还没有达到可以完全证实中医药治疗疾病内在机理的程度。总而言之，连花清瘟在治疗轻型或普通型新冠肺炎具有一定的临床和科研证据支持，期望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能够顺利实施，以进一步证实连花清瘟的临床效力和安全性，为中医药走向世界，造福更多民众提供更为坚实的循证医学证据。

Our article has been selected as one of ten articles for the November 2017 Elsevier Atlas Awards Nominations : “Acupuncture’s Role in Solving the Opioid Epidemic: Evidence, Cost-Effectiveness, and Care Availability for Acupuncture as a Primary, Non-Pharmacologic Method for Pain Relief and Management–White Paper 2017”

Great news! This month our article”Acupuncture’s Role in Solving the Opioid Epidemic: Evidence, Cost-Effectiveness, and Care Availability for Acupuncture as a Primary, Non-Pharmacologic Method for Pain Relief and Management–White Paper 2017″ 1 (Arthur Yin Fan is the first author, and Dr.David Miller is the correspondence author, our colleague Sarah Faggert also a co-author-there are 14 autho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elected as one of ten articles for the November 2017 Elsevier Atlas Awards Nominations.

As is stated on the Elsevier Atlas Awards homepage: “Each month the Atlas Advisory Board are sent a selection of 10 articles to choose their winning Atlas article. The articles are shortlisted by Elsevier from across journal portfolios based on their potential social impact. We are delighted to present the entire monthly shortlist and congratulate the authors of the nominated articles.” While the voting is still in progress, we are still very excited to even be nominated.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at an acupuncture article has been nominated for the Elsevier Atlas Award.You may click on the following link to take you the Elsevier Atlas Nominations page: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atlas/nominations.

We will let you know should our article win!

Nominations

Each month the Atlas Advisory Board are sent a selection of 10 articles to choose their winning Atlas article.

ELSEVIER.COM

Reference:

1. Fan AY, Miller DW, Bolash B, Bauer M, McDonald J, Faggert S, He H, Li YM, Matecki A, Camardella L, Koppelman MH, Stone JA, Meade L, Pang J. Acupuncture’s Role in Solving the Opioid Epidemic: Evidence, Cost-Effectiveness, and Care Availability for Acupuncture as a Primary, Non-Pharmacologic Method for Pain Relief and Management—White Paper 2017. J Integr Med. 2017; 15(6): 411–425.

Acupuncture helpful in solving opioid epidemic: U.S. white paper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09/27/c_136643493.htm

WASHINGTON, Sept. 26 (Xinhua) — In the wake of an opioid epidemic, acupunctur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Tuesday, recommending acupuncture as a primary non-pharmacologic method for pain relief and management. “The United States is facing a national opioid epidemic, and medical systems are in need of non-pharmacologic strategies that can be employed to decrease the public’s opioid dependence,” said the 21-page white paper. Official figures showed that opioid overdoses kill 91 Americans every single day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deaths involve prescription opioids. Titled “Acupuncture’s Role in Solving the Opioid Epidemic,” the white paper said “acupuncture has emerged as a powerful, evidence-based, safe, cost-effective, and available treatment modality suitable to meeting this need.” Organiz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this paper included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cupuncturists, the American Alliance for Professional Acupuncture Safety, the Acupuncture Now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ssociation, and the American TCM Society and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CM Organizations. The white paper said acupuncture has been shown to be effective for treating various types of pain, with the strongest evidence emerging for back pain, neck pain, shoulder pain, chronic headache, and osteoarthritis. It said mechanisms of action for acupuncture have bee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which found the ancient Chinese practice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and release of endogenous opioids in animals and humans. “Acupuncture should be recommended as a first line treatment for pain before opiates are prescribed, and may reduce opioid use,” it wrote. “Further, acupuncture’s cost-effectiveness could dramatically decrease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both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reating acute pain and through avo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opioid addiction that requires costly care, destroys quality of life, and can lead to fatal overdose.” The white paper came about a week after 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 sent a letter to America’s Health Insurance Plans, asking its insurance company members to review their payment and coverage policies in order to promote alternatives to opioids such as acupuncture.

The Earliest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Suzhou City -Gengsheng Hospital

苏州最早的精神病院

(Gengsheng Hospital) https://ijs.ifeng.com/5943773/news.shtml?&back

https://ijs.ifeng.com/5943773/news.shtml?&back

2017-08-25 

^{1899年，齐门外洋泾塘苏州福音医院，从左至右依次为：女病房、医生宿舍、行政楼（医院大门）、男病房、学校}

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的精神病院是苏州最早的精神病院，它与当时广州、北京的精神病院齐名。这三家精神病院的创立，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精神医学历史的序幕，被载入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史史册。

惠更生（J·R·Wilkinson，1862-1935）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苏州福音医院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院长。1895年1月，惠更生携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抵达苏州，开始了在苏州四十年的传教和医疗工作。

_{最早收治精神病人的福音医院 光绪二十一年（1895）美国长老会教士戴维斯与美籍医生惠更生在齐门外洋泾塘创办福音医院，该院所设精神科乃苏州最早收治精神病人的地方。图为惠更生与其培训的中国学生。}

惠更生和家人一开始住在谢衙前长老会传教士戴维斯的家中，并且在那里布道行医。戴维斯在北卡罗莱纳州戴维森学院的老师布莱克教授将一生积蓄交给戴维斯，希望在中国创办一所既治疗身体疾病，又能给心灵带来安宁的基督教医院。美国南长老会委派惠更生、戴维斯、帕克斯顿在苏州创办这样的医院。

1896年，戴维斯将天后宫及谢衙前教会产业出让给浸礼会。后又与惠更生、帕克斯顿在齐门外洋泾塘买地40余亩，在那里建造医院。

1897年秋，医生宿舍楼建造完成。戴维斯、惠更生等从谢衙前搬到齐门外洋泾塘的新住所，在新址上惠更生开始诊疗工作。这一年，被作为苏州福音医院创建的开始年。

1898年9月，苏州福音医院建筑竣工，正式开始收治病人。医院设内、外科和精神科。对于这家洋人开办的医院，当时很多中国人心存疑虑，甚至一时谣言四起，说在医院里有口大缸，专用来烹煮食人。附近的村民非常害怕。后来，几个无钱治病的男病人，经过惠更生的外科手术治疗，解除了病痛，加之外国医生、护士热诚周到的服务，人们的疑虑才开始消除。

苏州福音医院收治的第一个精神病人，是由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的夫人送到医院的。这是一位女病人，不时发出大笑，有时会爬到阳台上面，又纵身跳下。当时男病人还愿意到医院就医，女病人根本不会去找外国医生看病。病人的丈夫焦虑不安，准备专门请一个护士来日夜守护患病的妻子。院长惠更生表示，只要愿意送病人来医院治疗，他将会尽一切力量来救治。这位女病人在医院得到了治疗，后出院回家。1899年，包括这位女精神病人在内，共有四位精神病人在医院治疗。

由于精神病人在医院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治疗，前来求治者日益增多。为建造专门病房，惠更生多方募捐筹款。据1903年4月的英文报《基督教观察者》报道，惠更生向他的中国朋友募捐了1500大洋。一天，江苏巡抚派人给苏州福音医院送去一个精神病人。病人治愈回家后，巡抚给医院送去了500大洋支票。1906年，惠更生又在上海《万国公报》刊登“苏州福音医院拟建医疯院”募捐书。经过多年努力，1915年苏州福音医院已建成了疯癫病房。

1917年，院长任期届满的惠更生回美国休假。两年后回到苏州，在四摆渡（今广济医院院址）又创建了一所医院，取名更生医院。因此，他被称为“一个人创办了两所医院”的传教士医生。

1916年，美籍传教士医生荣梅生（Mason·P·Young，1887-1960）就任苏州福音医院第二任院长。

鉴于广州、北京所建的精神病院服务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区，教会对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的精神病院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发展目标，即建成一个服务于中国中部广大区域的精神病院，这一区域包括7至8个省，人口1.25亿。计划实现这一目标需用地90到120亩，资金4万美元。

荣梅生在任院长期间，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精神病院发展迅速。1934年，精神病床位数达200个，收治精神病人343人，病人来源覆盖17个省，治疗结果是：治愈87人，改善179人，未改善68人，死亡9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治疗方法上，医院采用当时先进的发热疗法。同时，采用日光浴等辅助措施。为给病人增加娱乐，医院还为病人购买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

当时，不仅各地的求治病人纷至沓来，而且不少学校把苏州的精神病院作为参观学习的课堂。例如，1929年5月，东吴法科的同学在张元枚教授带领下，到医院听变态学讲演。1930年11月，心理学家张耀翔带领国立暨南大学心理学系三年级同学，到医院听医生介绍精神病人的致病原因。

1937年，苏州福音医院遭日军破坏停办。

百年前，苏州就有了近代的“方舱” 

2022-04-17 18:00 https://www.sohu.com/a/538742190_48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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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从1911年至1949年，那时长38年的“民国时代”，许多历史爱好者们想到的，常是优雅动人的“民国风情”，比如那穿着白西装红旗坡来来往往的男女，那花园洋房里小资情调的动人生活，甚至，还有十里洋场上各种灯红酒绿的繁华喧嚣。但是，就是在这些“风情”画卷下，却也深藏着一段并不遥远，更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那几乎“无年不疫”，肆虐整个民国时代的瘟疫灾害。

破坏力空前的瘟疫

民国时期的瘟疫有多恐怖？河南福建广东等省的民国地方志里，都常有“无年不疫”的形容。就连丰富多彩的民国小说里，都常见对瘟疫的虐心描绘。

比如方光焘的《疟疾》，就讲了一个身患疟疾无钱医治的农村妇女，“避疫”时遭受的病痛折磨。鲁彦的小说《岔路》了，也还原了“毁灭了无数的生命”的鼠疫，肆虐乡间且引发农村械斗的惨景。还有沈从文《泥途》里的，贫民窟常年流行的天花。徐疾的《兴文乡疫政即景》里，那叫川南乡民们谈之色变的“麻脚瘟”。字里行间，尽是瘟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比起那风雅的“民国风情”，仿佛两个世界。

而以学者张泰山的估算，民国时代里，仅看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法定传染病”带来的瘟疫，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疫灾”就有59次，许多没有被列为“法定传染病”的瘟疫，其损失还没有被记入在内。比如1928年湖南“黄肿症”瘟疫，死亡多达3万人，1931年青海“牛羊传染”导致的瘟疫，全年造成了26万人死亡。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曾对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这些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城市，瘟疫造成的死亡率就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尤其严重的是，虽说民国政府的统计里，有了“法定传染病”一说，但民国时期肆虐的瘟疫种类，却远比“法定传染病”多得多。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35种法定疫病里，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民国时代肆虐过，比如“伤寒”“白喉”“黑热病”“猩红热”“回归热”等疾病，都是民国时代谈之色变的“病魔”。而且经常是一种传染病刚刚过去，另一种疫病又紧接着爆发，让人防不胜防。

如此反复肆虐下，民国时期瘟疫带来的伤亡，早已远远超过了“法定传染病”的账面数字。以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一文里的估算，民国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可以占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在中国灾害史上，这是让人极度痛心的一页。

苏州时疫医院的发展概况

就整个江南地区看，清代以来,虽然国家在疫病救治方面缺乏制度性建设,但社会力量却相当活跃，医疗资源也较为充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府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上的缺陷。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在疫病防治方面总体上也延续这种格局,一些民间社团倾注心力，积极参与疫病防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苏州公共卫生建设。在这其中，时疫医院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谓时疫医院，是每逢时疫到来而临时开设的时疫救治医院，有点像现在的“方舱医院”，它以避免疫者“菌集而居”所带来的交叉感染为目的，大多根据霍乱等时疫暴发的季节性，在每年夏季开设三四个月左右，它们形式灵活多样、地域分布广泛，弥补了官方救治医院少而分布不匀的问题，在苏州时疫救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正门》，《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2年第7期，第1页

清末民初苏州的卫生防疫统归警察局管理，1930年归吴县公安局第二科办理，抗战胜利后改由卫生院统管。民国以前，疫病流行，主要仰赖善堂之类得慈善机构施诊给药。辛亥革命后，由政府出面，地方热心公益人士、教会、红十字会募损集资，聘用医护人员，租赁会馆、文庙、义庄等闲置房屋，组织临时时疫医院展开救治。

苏州最早的时疫医院出现在民国8年也就是1919年。这年夏天，吴县霍乱流行，苏州警察厅、苏州公益事务所和吴县商会都开设临时的时疫医院。苏州警察厅在苏州城内穿心街设临时时疫医院，由美国传教士惠更生负责主持。10天内就诊治病人273人，不及医治而死亡者6人。10月2日临时医院关闭。

民国时期的医务工作者

1922 年夏，苏城霍乱流行，患者众多。8月，苏州城内开办一时疫医院，从上海延骋专科医士2人来苏施治。

1925年，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设时疫医院2处，分院6处，光福、东山、黄埭、木渎、甪直均设临时时疫医院。此后，每逢疫病流行之年，在疫区均设临时时疫医院，办院时间长短、规模大小，视疫情而定。经费以地方筹集为主，政府略给补贴。

1926年，吴门大疫，先是流行“烂喉痧”（猩红热），继之便是霍乱大流行。时疫从 6 月上旬 开始，7月下旬疫情加重，日均因疫病致死人数达一百二三十人，至9月后渐趋结束，前后共持续4个月之久，疫情相当严重。吴县红十字会循例筹设临时时疫医院3处，其中一处设于今长洲路的旧长洲县署内，由陈鲁珍任院长，开诊一周诊治时疫病人1000余人。另一处在城外四摆渡铁房子内，于7月10日开诊。由于疫情甚于以往，吴县红十字会新添设第二临时时疫医院，到10月中下旬随着疫情解除，时疫医院相继关闭。

《新闻报》1928年7月12日相关报道

1929年7月，苏州民间组织公共卫生委员会筹设2所临时时疫医院。1930年7月，吴县县政会议决定在拙政园及宁波会馆设2所时疫医院。1932年6月，县府设3所临时时疫医院，南区附于博习医院及西小桥吴家祠堂。

1934年7月，公安局按例呈准筹设时疫医院3所。以后两年，每至夏季，县府援照成案，仍设临时时疫医院3所，其中第二时疫医院附于博习医院。至1937年夏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局紧张，防疫工作已无人过问。

1946年，吴县卫生院主办临时时疫医院1所，院址在沧浪亭（原县立医院旧址），治疗经费全靠各界募捐。2个月共收容霍乱病人226人，死亡25人。

《新闻报》1946年6月15日相关报道

1947年，吴县卫生院主办临时时疫医院1所，院址设在三元坊孔庙内，由余志华兼任院长。3个月共治疗真性霍乱62人，死亡3人。

苏州时疫医院的特点和成效

1949年以前，苏州没有固定的传染病防治医院，陆续开办的时疫医院都是临时的，有季节性的，医院院址都是短期租赁三四个月。苏州时疫医院有以下几个特点：

开办主体的多元化。1919年最早开设的时疫医院，分别由苏州警察厅、苏州公益事务所和吴县商会作为开办主体，到了1925年，红十字会成为开办主角。而热心士商也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或积极捐助或自行开办时疫医院。1922年夏，旅沪富商东山人金锡之在东山创办时疫医院。开办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经费来源的多渠道。除了政府有限的补贴之外，更多的是向社会各界募集和富商的捐赠。盛泽时疫送诊所的开办费除红十字会拨助银元500块外，其余由市董事会、商会劝募。1930年吴县开设的2所时疫医院，政府拨款各500元，不足之数，由医院自行解决。1932年月，吴县开设的3所临时时疫医院，经费由防疫经济委员会募集。

治疫方式的先进性。以往的疫病防治主要是慈善机构的施诊给药，时疫医院延请经验丰富的中、西医生，采用生理食盐水静脉注射，注射防疫针等现代治疗手段，同时赠送十滴水、痧药水，取得一定疗效，减轻了病人痛苦，降低了死亡率。这也表明民间时疫防治事业从慈善组织中独立出来。

收费方式的公益性。时疫医院开办经费有限。为了维持医院的运转，有的医院收取一定的治疗费用，有的则完全免费。1926年吴县红十字会设立的时疫医院向病人收取号金银元6枚，而同期开办的第二临时时疫医院，收费方面则是富有者照章收费，贫苦平民送诊给药。盛泽镇的时疫送诊所明确：里中无论贫富，均可到所诊治，免收挂号医药费。陆墓区公所设立的临时防疫所，为患者注射防疫针及送痧药水等，概不取费。而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大多为义务职，彰显了时疫医院的慈善性。

民国时期的防疫注射

城乡分布的网格化。苏州时疫医院的分布，不局限于苏州城区，县城和重点乡镇也开办不同形式的时疫医院，方便病人救治。1919年8月，常熟城内霍乱大流行，常熟士绅聘请西医在县图书馆，开办治疫医院，这几乎和苏州城同步设立。1932年夏，常熟红十字分会于城区设时疫医院，至8月底收治霍乱患者126人。1946年6～9月，全县霍乱大流行，常熟县府于6月底在法华寺办时疫医院，至8月22日收治216人。1922年8月，霍乱猖獗，昆山县在城内北塘李氏梅园设临时防疫所，开办一周，就诊者就达5万多人。1925年，中国红十字会吴县分会城区设立2处时疫医院外，还在光福、黄埭、木渎、甪直等中心乡镇开办分院。1926年夏，时疫流行。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首先提倡夏季卫生运动，并与各团体设中、西医时疫病所。盛泽镇在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帮助下，在绸业公所内办起时疫送诊所，救济本镇时疫患者。相关镇志表明，吴县陆墓、唯亭，昆山锦溪，太仓浏河等镇都曾开办过时疫医院。苏州的时疫医院呈现出市、县、镇三级分布体系。

公共卫生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它在映照出各个地区人民生命状态的同时，也射出了该地区社会发展情状的系统镜像。近代中国特殊境历史遇下的公共卫生，更掺杂了诸多复杂的时代意涵。时疫医院是当时苏州等地防疫工作中，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其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公共卫生制度相对落后的近代中国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而政府的作为和社会的守望相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某种程度上时疫医院设立的意义更是远远大于它的疗效。

从2月13日开始，苏州和疫情已连续多轮作战！好不容易3月8日苏州摘星，结果时隔仅一天，上海这波又来。刚脱下战袍的大白再次披甲上阵，刚拆掉的核酸帐篷又连夜重新搭建，昨天刚为开学做核酸今天又在小区做核酸。苏州是以一支疲惫之师，连续作战，去迎战更凶猛的一波攻势。然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汹涌疫情，我们显然更有章法了，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不断深入，医学研究不断进步，医疗救治水平不断提高，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日趋完善，国际合作更加深入。我们每个人都是疫情抗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有战“疫”到底的信心和一定能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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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Enter the Global Stage of Best Universities Rankings in 2020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Enter the Global Stage of Best Universities Rankings in 2020

Med Acupunct 2020 Jun 1;32(3):136-142. doi: 10.1089/acu.2019.1403. Epub 2020 Jun 16.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Enter the Global Stage of Best Universities Rankings in 2020

Arthur Yin Fan ^1 2, Hui Wei ^1 3, Haihe Tian ^1 4, Jane Huang ^2 5, Sarah Faggert Alemi ^1 6Affiliations expand

• PMID: 32595820
• PMCID: PMC7310207 (available on 2021-06-01)
• DOI: 10.1089/acu.2019.1403

Abstract

Objective: Chinese Medicine (known as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AO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pread far and been utilized in more than 183 countries or regions.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s of many countries. Licensed acupuncturists’ contribution to the U.S. market alone is more than 3.5 billion dollars.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ranking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on the global or international level in 2020. Materials and Methods: Databases of PubMed.gov, wanfangdata.com.cn, cnki.net, and google.com were searched, using the keywords: university or college or school, Chinese Medicine 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global ranking or international ranking, 2020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f the ranking did not show up in the results directly, the authors moved on to find global 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ranking agencies or institutions. Then the authors used the websites of ranking agencies or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more research, using the keywords: 2020, Chinese Medicine, or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Results: U.S. News & World Report is the only recognized authority that reported the ranking status of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its 2020 edition, in which the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were ranked. A total of 1500 universities in 81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re included. Based on the overall academic strength of each 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ranked as numbers 1376, 1390 and 1440, respectively. In clinical medicine, 750 universities were ranked among the strongest in the world;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ranked as 688th, 734th, and 738th, respectively. I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250 universities were among the strongest in the world;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ranked as 153rd and 209th, respectively. In oncology, 250 universities were ranked as strongest in the world;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ranked as 243rd in the world. Conclusions: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are more accepted and more highly ranked than they had been in the past.

Keywords: 2020;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ranking.

Copyright 2020, Mary Ann Liebert, Inc., publishers.

There were 18,404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year 2018

There were 18,404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year 2018

Med Acpunct 2020 Oct 1;32(5):310-319. doi: 10.1089/acu.2020.1439. Epub 2020 Oct 1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101576/

Estimated Number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China in 2018: Multiperspectives

Arthur Yin Fan ^1 2, Deguang He ^1 3, Sherman Gu ^4 5, Haihe Tian ^1 6, Hui Ouyang ^1 7, Hui Wei ^1 8, Changzhen Gong ^1 9, Sarah Faggert Alemi ^1 10, Xiaoyin Zhao ¹¹

• PMID: 33101576
• PMCID: PMC7583322 (available on 2021-10-01)
• DOI: 10.1089/acu.2020.1439

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are widespread, practiced in >183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such,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health care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no offici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 the number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ranges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in 2018.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otal, 33.708 million was used as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 visits for acupuncture in 2018 in China. This number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data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in which the average daily workload of all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was 134,832 patient visits.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re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CMDs) at the physician level, called “acupuncture doctors.” This number 134,832 was divided by the workload of a single doctor of acupuncture, which was 19.4 or 7.0 patient visits per day. These numbers were from a survey by the authors. There are also the numbers 16.0 or 9.4 patient visits per day; these numbers were calculated from the salary level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at 10,000 Yuan per month (providing the doctor’s net income was 30% or 50% in his/her gross income). From these 2 sources, the authors then obtained 2 sets of ranges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in 2018. There were 9,927 CMDs in 49 big hospitals, of which 619 were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the ratio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to the whole of all CMDs was 6.23%. Using this ratio multiplied by the whole number of CMDs in 2018, then the number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in 2018 could be obtained as well. Results: Calculating based on the workload, the range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in 2018 was from 6,950 to 19,262. Calculating based on the salary level, the range was 10,618 to 17,697. Calculating based on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CMDs, the number was 28,360. Conclusions: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in 2018 was 10,618 to 17,697, with a median of 14,157. Considering that some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are also engaged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the mentioned number is enlarged by 30% to produce 18,404, which would be reasonable. It was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density of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s was 1.31 per 100,000 residents.

Keywords: China;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 density; number; range.

Copyright 2020, Mary Ann Liebert, Inc., publishers.

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2)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200911/1109_6858_1426846_4.shtml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针拨手术使毛泽东视力恢复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他又可以到室外散步和行走了。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心的情况。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1974年3月，毛泽东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就在负责毛泽东病情的专家准备进一步对毛泽东病情进行检查医治的时候，毛泽东却忽然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医生们的检查论证工作只好告一段落，然后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南巡之路。1974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想到长江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当年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更加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想在室内游泳池游泳，但都因为身体不适而中途作罢。进入1974年冬天，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

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政治局委员很快取得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至于究竟采取何种医疗方案，政治局同意首先要眼科专家选择几位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医治，取得经验后再对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在中央政治局确定对毛泽东的医疗方案之后，医疗小组马上开始着手对毛泽东眼病的手术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医治白内障的手术力量，中央专门调来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其中主治医师唐由之已有多年中医针拨白内障的手术经验。两位医生在会诊后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眼科的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万无一失，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不过医疗小组中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病例医治，在分别对数起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以后，再报毛泽东，由他自己选定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

医疗小组立即开始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直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注意总结术后经验。1975年7月下旬，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均告成功。与此同时，记录白内障摘除手术与针拨手术病例的报告都呈送到毛泽东面前，他批准以中医针拨手术来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白内障。

眼科手术由唐由之主持。当时决定先做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针拨手术，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暂定在10月中旬进行。手术时间确定在一个下午，手术室设在毛泽东卧室到客厅的宽大过道上。手术室是用一块雪白的布幔圈围而成，在对手术室进行消毒之后，唐由之向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中医针拨白内障手术的细节。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坐在手术椅上，等待着手术的开始。当唐由之在毛泽东左眼角轻轻注射一支麻醉药后，毛泽东忽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开电唱机，护士立即把他最喜欢听的京剧唱片《李陵碑》放进。不久，手术室内外便响起了优美的京剧旋律。手术只用了几十分钟，即告结束。

没过几天，唐由之亲自为毛泽东摘下眼罩，这时候，毛泽东感到眼前一片光明！老人顿时惊喜异常，不过他仍然感到看东西时有些模糊。这样，唐由之又为毛泽东配制了专用眼镜。从此，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批阅文件和读书了。

接连三次心肌梗塞导致伟人辞世

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

但是，到了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其主要症状是肺部感染、咳嗽，特别是尿量又一次出现了明显减少。每天最多排尿量不超过600毫升。他的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吞咽不畅和饮食的减少，无疑加重了上述这些症状。这时，医生提出以加胃管的方法来加强营养，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以静脉输入氨基酸来解决毛泽东体内养分不足的问题。很快，有关部门就从国外购进了多种氨基酸。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也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76年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此前，尽管他的心脏不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一次，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时，中央鉴于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改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小组。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四人汇报、请示。此前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停止了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这次又作出新的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到了这一时期，给他喂饭也成了难事，只能喂一些流食和糊状食物，因此毛泽东的身体抵抗力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弱。医疗小组又提出为毛泽东使用胃管借以增加营养，但是，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下胃管的做法。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下胃管，华国锋决定亲自做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下胃管。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

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在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生又一次向他提出使用胃管输入营养的建议，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胃管插上以后，由于能进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浑身也渐渐感到有了气力。几天后，他又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尽管不能到室外散步。毛泽东的病情又一次出现了短期的稳定。

7月28日深夜，唐山发生大地震。

当时，毛泽东下榻的游泳池住地也有强烈震感。毛泽东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天明时分，中央负责同志建议毛泽东尽快搬出游泳池住地，搬到距游泳池住地不远代号202的新住宅。所谓202新住宅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平房区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遥遥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防震抗震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如今终于在毛泽东生命危重之时派上了用场。7月31日下午，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沿着那条可以直通的走廊向202平房区转移。

在毛泽东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他又恢复了从前惯有的读书习惯。毛泽东不再满足于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批阅那些线装书和大字《参考消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除不断关心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外，有时也在护士搀扶下，来到病房门外散步，只是他双腿仍然软弱无力。不过因有胃管不断输入营养，毛泽东的精神尚好。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又一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９月２日傍晚，毛泽东出现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毛泽东一度好转的全身性症状也在不同程度加重，例如呼吸急促、咳嗽多痰，尿液也再次从正常水平降至每２４小时不足３００毫升。经Ｘ光片显示，毛泽东的两肺再次发生感染。中央负责同志闻讯后， 纷纷赶到了２０２住地。９月５日，华国锋决定打电话把已经前往山西昔阳的江青召回北京。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近衰竭状态。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神智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这次心肌梗塞发生之后，他本人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所以曾经要求在９月中旬离开北京，希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是，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已不允许他再次远行了。

江青来到２０２住地时，毛泽东正在睡觉。江青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一定要用毛巾给毛泽东擦拭后背，涂爽身粉，并给毛泽东活动四肢。不久，她即回到临时住处休息。９月８日凌晨，江青再一次来到了２０２住地，她坚持要给毛泽东翻一下身。这时，医护人员提醒她说，主席不宜右侧翻身。可是江青不听劝阻，坚持要给毛泽东翻身，医护人员只好把毛泽东翻到右侧。翻身后，毛泽东脸色顿时变得发青，呼吸也一度停止。幸好守候在旁的医护人员马上进行抢救，毛泽东的呼吸才又告正常。

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傍晚，２０２住地一片沉寂，毛泽东的病情在入夜之后忽然变得沉重起来。得到消息后，华国锋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马上来到２０２住地。中央办公厅也火速通知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到京。在２０２住地那宽敞的临时病房内外，随着夜色的渐深，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毛泽东的病房内外齐聚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尽管２０２住地内外人员众多，但却是静悄悄的，医护人员也一直在紧张忙碌着。毛泽东病房外的遥测心电仪上，仍然显现出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曲线。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那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自９月２日毛泽东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以来，他就开始处于病危状态。９月８日入夜不久，毛泽东忽然感到心脏不适。医生们赶来以后，急忙把一根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又开始恢复正常，但他从此便陷入了昏迷之中。从傍晚７时起，一直到午夜零点，医护人员始终在紧张地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用药、注射、导尿、量血压和输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毛泽东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守在病房外的政治局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静静观察着遥测心电仪上那条不停波动的曲线。忽然，曲线终于变成了一条赫人的直线，这时，时钟指向了９月９日零时１０分！

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1)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200911/1109_6858_1426846.shtml

2009年11月09日 09:47人民网

(揭秘：江青屡次阻拦重病的毛泽东接受治疗, 窦应泰 2012年07月25日09:16  来源：党史博览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2/0725/c198865-18593243.html)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所有革命活动，无不与他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紧密相关。但是，毛泽东到了人生的晚年，也和普通老年人一样，身患多种疾病。本文所披露的是，毛泽东晚年如何发病、如何被救治以及终告不治的详情。

1972年1月，第一次发生轻度昏迷

“文革”以前，毛泽东的身体十分健康，正如当时媒体上宣传的那样，“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毛泽东偶尔也得过感冒，并曾患有支气管炎、胃病等症。

与他晚年疾病相关的是1956年毛泽东一度患过肺炎。不过由于当时治疗的及时，肺炎很快得到了控制，此病直到“文革”以后才再度复发。最能体现毛泽东身体健康的事，应是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年以前令毛泽东深感困扰的疾病，是失眠和便秘。失眠，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夜间工作形成的。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会因为战事的紧张，一天中竟有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坚守在地图旁边。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和喜欢夜间工作，打乱了毛泽东的生物钟。进入北京以后，中央除指派专门保健医生负责督促毛泽东按时睡眠外，又不断组织专家对毛泽东失眠的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制订了多种治疗方案，然而却收效甚微。此病不愈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工作强度在建国后有增无减。另一原因，是毛泽东过分依赖安眠类药物，此类药物的药量不断增加，当然会使身体产生抗药性。尽管保健医生不断试图减少毛泽东的用药量，又一度以中药治疗，但也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60年以后，毛泽东出现了老年性便秘，这种病到了1970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了毛泽东晚年最受困扰的疾病之一。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很少有顺利解出大便的情况，偶尔一次顺利解出大便，毛泽东和身边的医护人员都会大为高兴。尽管如此，失眠和便秘毕竟不能危及毛泽东的生命，真正的病变发生在1970年以后。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这时的毛泽东已经77岁，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X光等仪器进行检查，方可最后确诊。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

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

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毛泽东的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1970年10月的症状还要明显。对正常人来说较为容易克服的一般性病菌，也会在毛泽东的肺部发生感染。在冬春之交，北方的天气严寒多变，毛泽东不断地感冒、咳嗽，浓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注射抗菌素来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或者同时以人参等补药增强体质，也许毛泽东的病情会很快得到缓解，甚至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拒绝补药已是多年的习惯，他也反对通过注射抗菌素来治疗肺炎。医生就只能采取口服抗炎药的办法为毛泽东治疗。

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1972年1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1972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1月10日下午3点，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抗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1月18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医护人员不敢疏忽，这样就惊动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1月18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X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

政治局第一次讨论毛泽东的病情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毛泽东之所以在病情转重之时仍然固执己见，其原因似乎与他多年形成的反对小病大养的思想有关。后来，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毛泽东才改变了对疾病的消极态度。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周恩来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和医护人员的想法一致，都担心毛泽东的肺炎有一天会引起心脏的病变，如果一旦引起心脏病变，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X光胸透两种检查。

胸透片子出来以后，证实了毛泽东肺部感染已相当严重。医疗小组还发现，由于肺部感染长期得不到进一步的有效治疗，现已危及到病人的心脏。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出现了肺心病的明显症状。不仅如此，专家们还发现，心电图显现的结果已经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病情转重，在肺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专家们通过X光和心电图检查所得到的结果，诊断并认定毛泽东1月18日长达半小时的昏迷，就是因为肺性脑病所致。这是因为肺心病可以直接造成脑部的缺氧，所以也才有毛泽东平日精神不振及昏睡等相关症状。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医疗小组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对于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和利尿三大医疗方案，毛泽东虽然勉强接受，但是他仍然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在医疗小组开始为他实施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抗炎药之后，毛泽东又派人去询问对康生（当时也生病住院）实施的治疗方案，当他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其他药品一概不用时，毛泽东又回到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来，决定马上中断正在进行的黄胺制剂的注射。

因为无法大量使用消炎类药物，毛泽东的病情在1972年1月中旬以后，非但没有缓解和减轻，反而加重了。

1月21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在听取医疗小组汇报的时候，周恩来也为毛泽东越加严重的病情及他本人仍没对疾病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忧虑。但是江青却不以为然地对医疗小组提出了批评:“你们最好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主席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前几天还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的体质多年来始终很健康，你们不要把事情夸大才好。”

当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卧室，和毛泽东共同研究进一步的医疗方案时，毛泽东本人仍然认为他的病情并不像医疗小组估计得那样严重，而江青又在一旁故意制造障碍，使得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始终无法进入正题。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确实在悄悄转重，周恩来决定在当天夜里9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泽东最近病情的变化及医疗小组的意见，一并提交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以期达成共识尽快制订一个让毛泽东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当夜，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议期间，姚文元从会议室来到怀仁堂东大厅，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几位医疗小组成员和内科专家。姚文元的态度严肃而冷冰，他对专家们说:“我是受中央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一谈。众所周知，毛主席的身体一贯很健康，他老人家每天参加会议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的时候，都一再说明，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主席的手握得多么有力！他现在有点感冒，受了点凉，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可是你们有什么根据，一定要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都发生了病变？而且你们还说什么有心力衰竭的危险？你们这明明是在谎报军情嘛！你们医生这样做，我不讲你们是政治问题，但是至少也起到动摇人心的作用。你们是要负责政治责任的。”

医疗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本来想把毛泽东的病情详细地向中央政治局作一次汇报，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当他们听了姚文元的一番威胁之词后，只好把想说的话全都咽了回去。这样一来，医疗小组准备按周恩来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的议程就被取消了。

不过，中央政治局研究毛泽东病情的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凌晨4时，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就和李先念接见了医疗小组的主要成员。这次谈话的气氛顿扫沉默和压抑，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叶剑英和蔼的语气、尊重科学的态度，无形中拂去了医生和专家们心中的恐惧。叶剑英诚恳地安慰大家道:“政治局让我们再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把主席的病情讲清楚。”

为了会见尼克松，毛泽东产生了快点治病的强烈愿望

医疗小组这才把毛泽东不愿接受医疗小组关于施行消炎、强心、利尿三套有效医疗方案，始终坚持自己病情并不严重等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正是因为医生们无法改变毛泽东对医疗方案的观点，所以，本来可以早见疗效的肺炎竟久治不愈。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累及心脏。医生们认为，根据最近一次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心律不齐和心肌缺血的情况。专家们把对毛泽东病情发展的估计，也向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了汇报。叶剑英和医生们打交道较多，特别是他本人做过心脏检查，对心电图比较熟悉。当他看过毛泽东的心电图后，当即认为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心脏已出现心室性早搏等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叶剑英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在会上主动请战，要求为毛泽东的治疗值班。1月22日傍晚，叶剑英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与医疗小组部分成员再次座谈，共同研讨如何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

叶剑英的到来让医疗小组成员顿感精神振奋，尽管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治疗，并且已经停药几天了。

可是，因有叶剑英的鼓励，大家对治好毛泽东的肺心病仍然充满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江青又出来干涉，她以“主席那里，没有主席的同意，谁也不能去”为由，迫使叶剑英不得不中断了值班计划。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Our article just publish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COVID-19: Current Evidence with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ur article just publish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COVID-19: Current Evidence with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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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rthur Yin Fan, Sherman Gu, Sarah Faggert Alemi. Research Group for Evidence-based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Background: There is currently no drug or therapy that cures COVID-19, a highly contagious and life-threatening disease.

Objective: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ummarized contemporary studies that report the us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HM) to treat COVID-19.

Search strategy: Six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Med/MEDLINE, Cochrane Library, ScienceDirect, Google Scholar, Wanfang Data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were searched from their beginning to May 15, 2020 with the following search term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VID-19,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SARS-CoV-2,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clusion criteri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from peer-reviewed journals and non-reviewed publications were included. Further, included RCTs had a control group that was given standard care (SC; such as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s or routine medical care), and a treatment group that was given SC plus CHM.

Data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Two evaluators screened and collected literature independently; information on participants, study design, interventions, follow-up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extracted, and risk of bias was assessed. The primary outcomes included scores that represented changes in symptoms and signs over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ed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improvement of pneumonia confirmed b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adverse events. Dichotomous data were expressed as risk ratio or hazard ratio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here time-to-event analysis was used, outcomes were expressed as odds ratio with 95% CI. Continuous data were expressed as difference in means (MD) with 95% CI, and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was used when different outcome scales were pooled.

Results: Seven original studies, comprising a total of 732 adul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Compared to SC alone, CHM plus SC had a superior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symptom and sign score (-1.30 by SMD, 95% CI [-2.43, -0.16]; 3 studies; n = 261, P = 0.03), on inflammatory marker C-reactive protein (CRP, mg/L; -11.82 by MD, 95% CI [-17.95, -5.69]; 5 studies; n = 325, P = 0.0002), on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improved lung CT scans (1.34 by risk ratio, 95% CI [1.19, 1.51]; 4 studies; n = 489, P < 0.00001). No significant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in the included RCTs.

Conclusion: Current evidence shows that CHM, as an adjunct treatment with standard care, helps to improve treatment outcomes in COVID-19 cases.

Keywords: COVID-19;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eta-analysis; SARS-CoV-2; Systematic review;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PMID: 32792254
• DOI: 10.1016/j.joim.2020.07.008

为週恩来治过病的“江湖医生”-叶心清

为週恩来治过病的“江湖医生”-叶心清 http://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1050375

送交者: Pascal 2015年04月11日11:06:0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江湖医生的英文 charlatan empiric quack 例句與用法 1. I simply spat my contempt and threw the drug back to the quack . 我愤怒地表示了我的蔑视，把药扔回给那个江湖医生。 2. When you go to the fair , beware of the quacks selling spurious medicinal herbs . 你　集的时候，当心卖假草药的江湖医生。 3. Those two quacks i’ve got working for me in the medical tent still can’t find out what’s wrong with me . 医务室裏我请来替我办事的那两个江湖医生，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我到底患了什厶毛病。 4. Don ‘ t be taken in he ‘ s just a quack. 可别上当- -他纯粹是江湖医生 5. After so many disappointments , he finds it hard to have faith in quack doctors. 经历多次失望之後，他对江湖医生失去了信心。  6. A person who makes elaborate , fraudulent , and often voluble claims to skill or knowledge ; a quack or fraud 假内行，庸医，骗子精心製作或製造欺骗的人，而且对自己的技术或知识常常誇大其辞的人；江湖医生或骗子。 7. ” no , for I am only embarked in certainties , ” replied Danglars , with the air of a mountebank sounding his own praises ; ” to involve me , three governments must crumble to dust . 因为我隻做十拿十稳的交易， ”腾格拉尔用江湖医生吹法螺的那種廉價的雄辩回答说。 “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臺才行。 ”  To act as a medical quack or a charlatan.  当冒牌医生或江湖郎中 A charlatan; a mountebank.  庸医，江湖郎中 Surely,as there are mountebanks for the natural body, so are there mountebanks for the political body:  对於人底肉體既有江湖医生；对政治团體也確是有江湖医生的； A hawker of quack medicines who attracts customers with stories, jokes, or tricks.  江湖医生以讲故事、插科打诨或耍花招等方法吸引顾客的江湖卖药者 叶心清 (1908～1969) 字枝富，四川大邑县韩场镇人。1921年在武汉拜名医魏庭兰为师，得其金针绝技真传。1933年学业结束返回四川行医。返川後在成都、重庆设医寓和国粹医馆，坐堂应诊，因医术独到，对针灸学及中医内科有较深造诣，临床经验豐富，在当时四川医界颇有影响，享有“叶金针”之誉。 叶心清，解放前在成都就已出名，他叫什厶名字，人们大多不知道，隻知他凭金名医术医好了许多病人，姓叶，有“叶金针”之誉。解放前曾用金针與美国总统治病。 1955年，叶心清由成都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执医，併任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首长保健医生，为週恩来、贺龙等中央首长打金针治病。1958年，叶心清被派去为阿拉伯也门国王默汗迈德治病，病愈後被誉为“东方神医”；1961年，毛主席还手书著名诗作《类山关》送给他。1950年代後曾多次出国为越南胡誌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也门国王等国家圜首治病，屡获奇效，胡誌明主席赠亲笔签名照片送给他；範文同总理亲自授予他金质“友谊勋章”。 1954年，叶心清当选为第壹届重庆市人民代表，中医学会委员、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他应邀到京工作；1960年被选为中央卫生部先进工作者；1963年初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总理∶在卫生繫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誌、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繫，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厶联繫。               ——引自壹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週恩来李先唸接见卫生繫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群主∶ Pascal, 院裏还有壹个老中医，姓叶，他们家的遭遇也很惨，下麵是他的壹个孩子发在群裏的壹段回忆，咱们院是有故事的大院，现在小夥伴们都在回忆，想出本书什厶的，你先看看叶心清女兒叶成媛的这篇吧。 “谢谢群主。始初同学邀请参加,隻觉得大院的记忆美好,但是太久远。过後宋小青再邀进群了。马上感受到淳樸的孩提情跃於字间,传於话语中。   在茫茫人海中,对壹位去世46年的老中医还有掛唸。谢谢徐晓天，吴方泽,孙铁兵,林亮,晓伟。汤澄东是小波的哥哥?谢谢汤伯母在父亲被抓第二天就到家中慰问,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   父亲叶心清,生於1908年,12岁拜湖北名医,学习中医,针灸(金针),十年学成,帮师三年。回四川行医。成就四川壹代名医,與1956年,成立中医研究院奉命與四川8位,全国36位名医调来北京,广安门医院。   1959年搬进大院10组。对门卢鬱文,後搬走,住进薛向晨,文革前因叛徒罪入狱;楼上叶挺母亲,併由长子长期居住;对门王小阳姐妹,及两个弟弟;三楼孙超,及千千,星星,娅娅,维维;对门阎宝航,夫人高素,革命战友,居委会主任,热心服务的好阿姨,长子闫明複。   邻裏关繫亲密白天厨房小门,大门,夏天凉臺门从来不锁。经常都有伯伯来聊天,常客闫宝航,孙超,徐迈进,吴传启,汤小波的父亲等。後来广安门医院修的老大夫楼,完全按照大院图纸,併分两套房子,父亲都留恋,舍不得去。   父亲在1967年9月17日 被两位军人以看病为由抓走,被革命组织反複抄家,为找电臺,黄金,客厅地板都撬翻。第二年壹月,被勒令搬到广安门外,第二機床萬对麵,平房杂院住。搬家时隻有2个单人三轮车的全部家当。   父亲被抓後壹直不知去向,罪名各个组织都在罗列,516分子,军统特务,国际间谍……在西单东北路口的大宣传栏上,是刘少奇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每天上学看着心裏就恐慌,真想下场大雨冲掉。1969年9月来人通知家中派壹人去看望父亲,上车後窗簾拉下,两个军人押送,进到壹座房子前,被带进房间,父亲瘦的如骷髅,满头白发,押送人站在旁边,四目相对,满噙泪水,三哥　紧告诉自己有了壹个女兒,父亲马上接着说,对他很好,想吃泡菜,都给了,要让二哥,三哥好好交代,通知时间到了,就这样结束。生死　别…   壹週後通知死亡。   父亲死後两个哥哥看管升级。壹直持续到1975年後。在1981年11月才算最後平反,开追悼会,有壹个很齐整的夫人群。康克清向家人说到,我们失去壹位好医生。我大姐回道,我们失去唯壹的父亲。    叶成亮 擅长∶ 神经繫统诊治消化繫统及运动繫统疾病有较高造诣尤其对…展开↓ 简介∶ 叶成亮,男,主任医师,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治疗繫毕业;1960—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西医　职学习中医班结业.1962—1978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医师;1978—现在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针灸科主任师、科主任.80年代以来,先後7次应邀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日本、泰国、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治疗及针灸指导. 二哥叶成亮,在西苑医院,其子叶章铭63年出生,当时在西郊幼兒园,被开除,去多个街道幼兒园都因反革命仔子受欺负,精神受到创伤。 三哥本人心脏受损,两次瓣膜手术後失去工作能力,兒子也7岁死亡。 小哥叶成焕67届高中,家中无经济收入(壹般单位给没有工作的家属,子女发最低生活费)而广安门医院,分文不给。在67年下到内蒙,下乡五年,无经济补贴,併政治压力… 无可奈何到四川投奔母亲,回到四川他少言寡语,没有生活兴趣,偏执,多发怪唸,工作不能持久,长期失眠,这是我壹生最悔恨的事情,不懂得那时抑鬱症。在75年回北京探亲後,更大的失落感困擾,我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另外壹个林业局工作,每年回家去,隻能21天,他的话就特别多,基本都是对北京的回忆。 在76年9月17日,也是父亲去世的日子他走了时年29岁。 他对王蓉的爱慕没有勇氣去表达,攘成壹个悲烈的爱情悲剧。王蓉是重情的人,让我感到对她太多的亏欠。” 《人民日报》（1982年4月13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医叶心清追悼会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医研究院不久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著名老中医叶心清大夫举行了追悼会。叶心清同誌於1969年9月病故，终年61岁。 蔡畅、谭震林、姬鹏飞和王光美等同誌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也送了花圈。王磊、张执壹、徐迈进、解方以及叶心清同誌的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共300人参加了追悼会。 杜钧福的博客                文革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2013-08-18 14:24:52) 不了解事实或不承认事实当然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得出什厶结论。例如，我说江青张春桥等人固然幹了很多壞事，週恩来幹的壞事也不比他们少，很多人壹定不信或不承认。週幹的大的壞事，第壹是打到刘少奇，虽然主使者是毛，但週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第二是1970年的壹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壹六，週是主要负责人。在运动中数以百丌计群众遭到严重迫害，以至於连毛泽东都认为杀人太多了，於是紧急刹车。（可见王锐的研究文章）。那时有壹位国家级中医师叶心清给週看过病，但是文革中週说他是“江湖医生”、“五壹六”，很快瘐死狱中。现在叶心清的小传上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 我说週恩来幹的壞事比四人帮多，但不认为週是“壞人”，因为週幹的好事也比四人帮多。週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道德观唸和是非观唸都與普通人不同。但上述事实当然影响对週的评價。        黨内健康力量析         杜鈞福          (2011-01-20 13:07:37) 现在说週恩来。壹般认为他是黨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在壹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的最大功劳是在極端混乱的局麵下，维持了这个大国政府的持续运作。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还没有崩溃厶？週恩来对此是有功劳的。而且，这不但是中国人民之福，而且是世界人民之福。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正常运作，像过去的义和团时代的慈禧政权，或今天的海地、索马裏政府，那将是怎样的局麵！对於週恩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因为在他後麵有壹位非常多疑的主人在那裏监视，不得稍有不慎。在與美国人谈判中有被抓住的口实，差点被打成第十壹次路线鬥争。况且还有壹个“伍豪”的紧箍咒在那裏不时唸唸。我们应该充分體谅乱局中的週恩来，正如要充分體谅败局中的李鸿章。“换了谁都不行”。 他为了维持这个局麵，还不得不在壹些力量所达部门（如外交部、體委）鼓励造反，扶植造反派组织。因为这些部门的造反派是“自己人”,还能讲点理，聽他的话。如果没有这些造反派佔?这个位置,让外边的学生组织来造反,後果更不堪设想。当然这样做也损害了壹些幹部如荣高棠，以及他後麵的贺龙。从这个例子看，壹些历史问题上的是非是很难区分判断的。 週恩来作为正麵形象，第二方麵的因素很少有人观察到。这就是，他支持毛的文革，併非完全被动。他对文革有他的期望。这集中表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对斯大林體製的批判。他曾说，斯大林的黨不如列寧的黨，列寧的黨是生动活泼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列寧的黨也不怎厶样，但比斯大林的黨还是强得多。週恩来还说过，文革前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打小报告。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所以，週有他的文化革命观，其中至少壹些是健康的，尽管未能实现。 顺便说壹下陶铸。我觉得陶铸是个小週恩来。在以上两方麵，都有陶铸的影子。 週恩来有大贡献也有大过失。最大过失是抓五壹六，?说涉及壹千丌人，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週在其中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和壹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审查不同，也和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不同，这个五壹六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曾经有的，隻有壹个很小的学生组织五壹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也隻能说他是个極左的组织，而不能说是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人早已被抓起来了。 但是从壹开始，週恩来就很肯定的说，外交部有五壹六。根?他的定性，外交部打了幾十个五壹六分子。在卫生部，他说给他看过病的中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五壹六掛帥的”，緻使这位著名中医很快瘐死狱中。 1970年1月，週恩来发表谈话，将五壹六从北京扩大到全国，将军队冲派也算了进去，点了王、关、戚、杨、餘、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的名，将他们都算做五壹六。根?壹项中央文件和週恩来、江青等人的讲话，在这壹年，抓五壹六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但是本来就是个子无虚有的东西，怎厶抓呢？很快，主持这项工作的吴德等人就觉得所掌握的材料全不落实，运动搞不下去了。此时，週恩来挽救了运动。他说，不再查组织了，要查“罪行”。什厶是罪行呢？“背着中央开会就是罪行!”这壹下子，罪行的範围可就大了，而且可任意将任何行为劃进去。 以下是我3/18/22所记 叶心清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叶心清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叶心清,沈绍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7-01 书籍编号：30378793 ISBN：978751321474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89822 版次：2 一、孝敬祖母，步入杏林 先师叶心清，字枝富，1908年元月16日出生在川蜀宝地大邑韩县镇乡的清秀农舍，自幼熏陶蜀中文化。13岁时随祖母移居武汉。时值祖母重病卧床，遂请汉口名医魏庭南诊治，魏老针药并施，先师随侍照料，不久祖母病愈。先师也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决心拜魏老为师，钻研医道。惜乎魏老先前的几个徒弟均因怕苦思迁，未能坚持，半途而废，故婉言谢绝之，先师决心已定，反复央人向魏老求情，魏老感其诚，动其情，方应允。初入杏林，先师年少气盛，魏老赞赏其“头悬梁，锥刺股”的苦钻精神，于是口传心授，耳提面命，精心栽培。白日随师临诊实践，夜晚攻读医典，特别研习针灸经络理论。 金针度人疗疾系清代泰山僧人园觉所创。当时泰山县官因秉公处理园觉僧人与当地恶棍的强占庙宇之争，园觉僧人深谢其德，遂将武功及金针术传于泰山县官之子黄石屏。黄师术成，悬壶于上海，以气功和金针闻名于海内外。嗣后又传术于湘人魏庭南。魏师以高尚之德、精湛之术于民国初年悬壶于武汉并收弟子三人。大弟子治愈北洋军某要人的中风之疾，被授淮海盐运使显官而中断医术。二弟子在长沙大火中失踪，独存三弟子川人叶心清。 叶师自幼好学，寡言苦钻，待师尊如父辈，视患者似亲人，深得魏老器重。于是倾心传授，既教其医术，又诲其医德，成为唯一的德意门生。叶师在魏老的调教下，深得金针度人的精髓，在嗣后的行医生涯里又有颇多的发挥和创新，成为杏林中独树一帜的金针高手。 二、立志中医，名震蜀中 先师在汉口随魏老临诊达12年之久，1933年学成返回重庆，遂与唐阳春、张乐天、龚志贤诸同仁开设“国粹医馆”，集中医内、妇、针灸、骨科之长，普济众生，除门诊治疗外，还开设少量病床，收治住院患者并招收学员。当时在四川中医界颇具影响。1936年先师移居成都，在包家巷开设诊所。 届时先师年仅30余岁，重医术更重医德，十分关心体贴生活贫困的民众，对他们不仅免费诊治，还同小南街的“光华堂”药店商定，凡贫困患者凭其处方免费抓药，药费定期由先师结算。记得当时有位汪姓老太，靠儿子拉人力车为生，生活十分困难，因患重病无钱医治，求助于先师，先师自始至终给予免费诊治，免费抓药，汪老太没花一分钱而大病痊愈，为此感动得痛哭流涕，逢人称道先师的再生之恩。 由于先师德高术精，名震蜀中，当时国民党的要员，如于右任、胡宗南、刘文辉、蒋鼎文、宋希濂、宋哲元、吴允周等都邀先师诊治，而且疗效卓著。先师口碑盛学，成为蜀中年轻有为的名医。 1949年底成都解放，先师目睹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由衷拥护与热爱中国共产党，决心凭借自己的医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为国家工作。他摒弃门户之见，主张一切从患者出发，中西医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因其疗效独特，思想进步，1954年当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荣任重庆市中医学会委员、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 三、应召进京，德术皆碑 1955年12月，为了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经毛主席批示，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在筹建过程中，中央卫生部聘请近30名全国著名老中医来院任职。年仅47岁的先师应召晋京。当时他在重庆每日门诊近百人次，每月收入逾千余元，生活十分优裕，但为了振兴中医事业，他不顾每月工资仅原收入的不足三分之一，毅然携家北上。 先师进京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高干外宾治疗室任职。每周一、三、五为高干外宾治疗，二、四、六到普通门诊为群众服务。他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决无高低贵贱之分。对待患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遇到疑难病症，更是反复推敲，悉心治疗。1959年青岛铁路局总工程师牛某患粒细胞性白血病，高热不退，病苦不堪。其家属慕名来京，口述病情，先师巧组滋阴清热药方，药到病除，高热立退。牛某深信先师医术之精，遂专程来京住入铁路总医院，请其定期会诊，致使病情完全缓解。其时许多大医院经常请他会诊，对待危重患者，他每日亲临观察，积极参加抢救，经常用电话询问病情，及时调整处方，使许多危重患者转危为安。由于工作勤奋，成绩突出，1960年被评为中央卫生部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2年7月间先师长子成亮筹备婚事，完婚在即，邓子恢副总理在武汉患病，请先师前往诊治，他毫不犹豫地赶赴。这种认真负责、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深得中央首长的称道和信赖。先师曾为刘少奇、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李富春、蔡畅、聂荣臻、谭震林、邓子恢、何香凝、沈钧儒、罗瑞卿、吴玉章、陈赓、谷牧、姬鹏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保健工作。何香凝曾为先师亲笔绘画梅花。沈钧儒亲书条幅录毛主席长征诗相赠，吴玉章也题诗赞誉先师“今日华佗又复生”。先师曾给江青诊治严重神经官能症，疗效显著，毛主席曾亲笔手书《忆秦娥·娄山关》词一首相赠，可惜失落于十年浩劫之中。 先师为人忠厚正直。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闲居京郊挂甲屯，先师不顾好心人的劝阻，仍一如既往为彭老总治疗，并常到他家做客。他对彭老总耿直的品德、简朴的生活十分推崇，相处得非常融洽。 1965年初，他已年逾57岁，是第一批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农村巡回医疗的全国著名医学家之一，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农村医疗队队长，深入到京郊顺义县南法信公社。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坚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热情为农民兄弟服务，送医送药上门，医治了许多的疑难病症。他态度和蔼，细心诊治，艰苦朴素，没有架子，深得农民的敬重和交口称颂，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直至十年浩劫前，不少农民进城时还常到先师家作客。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他工作、生活了将近一年，思想境界产生了飞跃，他说：“农民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千方百计为国家多打粮食的精神，鞭策我们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更多地向他们学习。”也就在这一年，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这次巡回医疗影响巨大，中央电视台对他进行了专访，并向全国播映。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贫下中农服务，更好地改造自己”的文章，畅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体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先师对首长、对群众、对农民都能一视同仁，深怀情意，实在难能可贵。 先师十分关注中医事业，积极培养后继人才，先后收授学生7人。他倾注心血，严格训导，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使学生们学有所成。如陈绍武教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兼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院长、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国际针联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4月因心肌梗死病逝。陈克彦主任医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针法灸法研究室主任，1986年5月因患癌症病逝。徐承秋研究员，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冠心病急症协作组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张大荣主任医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党委副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叶成亮主任医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编委、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纽约国际针灸学院教授。叶成鹄主任医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国针灸学会针法灸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针灸学会理事兼刺灸委员会主任委员、澳大利亚布里斯本针灸学院理事兼针灸系主任、美国纽约国际针灸学院教授。沈绍功主任医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胸痹急症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冠心病急症协作组组长、中国中医药学会急诊医学会副会长、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四、扬名海外，为国争光 1958年，北京友谊医院收住一位蒙古女宾，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呕吐。曾在莫斯科治疗，到黑海疗养，结果病情反而加重。住进友谊医院时，骨瘦如柴，情绪激动，时哭时笑，大便秘结，食后半小时即吐，每日呕吐量达600ml，以致因畏惧呕吐而不敢进食，痛苦不堪。西医治疗乏效，约请先师会诊。先师辨证为脾胃不和，气郁化火，用泄肝和胃、降逆止呕之剂，针药并施。仅仅8天呕吐停止，患者心情愉快，饮食渐增，痊愈回国前，患者亲属及蒙古大使馆官员特向先师隆重致谢。 1960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收治一位捷克男宾，20多岁时因工作过度紧张而患失眠达40年之久，每夜只能睡二三小时，并常伴左面部发作性电灼样剧痛，持续半小时左右。面红目赤，全身燥热。长期服用大量镇静安眠药，曾于捷克、法国、前苏联数国治疗，均无疗效。此次特来中国求治于中医。先师诊其脉象沉弦数，苔淡黄，辨证为肝肾阴虚，虚火上炎，治以滋补肝肾，养血安神，取双侧三阴交、太溪、蠡沟(补法)、期门(右侧泻法)、平补平泻中脘、神门(双侧)，每日金针1次，连针10次，心烦消失，每夜能睡八九小时，有时整夜不醒。神奇之效，令捷克医生惊叹不已。 兄弟邻邦越南抗击美国侵略期间，我国人民节衣缩食，从道义、人力、物力诸多方面给予无私援助。先师受党和国家的指派参与了这一崇高的国际主义援助行动。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都患有多种疾病，曾几度来我国治疗，在桂林、昆明、广州等地都由先师负责他们的诊治康复计划。1961～1966年六年间，曾四五次冒险到战火纷飞的越南为他们继续治疗，同时还给胡志明主席、黄文欢、黎笋、黎德寿等领导人治病保健。为此，1962年10月1日国庆之际，胡志明主席赠给先师一张亲笔签名的彩色照片。1964年，越南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由范文同总理亲自授予他金质“友谊勋章”一枚，并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 地处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总扼红海出口的也门王国，地处要冲。1958年，时年66岁的艾哈迈德国王身患严重的风湿病，虽经意大利、美国、苏联等国医生的治疗，未见效果。其王太子以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身份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请中国医生为其父王治病的要求，周总理当即应允，并指派先师及西医专家邝安堃、陶寿琪组成医疗小组前往也门。 中国医疗小组来到也门首都萨那时，美国政府正派遣一代表团在此活动，谋求与也门建交，同时亦派一个医疗组为国王治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直到第三天上午医疗组才得以进入王宫与国王见面。此时被侍者扶起来的艾哈迈德国王老态龙钟，骨瘦如柴，五心烦热。经过医疗组的详细诊断，国王患的是严重的风湿病。国王的意大利御医介绍，美国医疗组治疗无效，苏联的两位教授仅写了一份病历就知难而退。当时西医的最好设备和治疗手段都已用过，御医正束手无策。医疗组面对重重压力，不计个人得失，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团结协作，确立以针灸开路、中医为主、西医护航的治疗方针。于是医疗组里唯一的一位中医——先师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份重担。 第一次给国王治疗，他只用按摩的手法，不用药，不扎针，国王容易接受，如此一天3次的手法穴位按摩。经历一周的治疗，国王自觉轻松，略微见效，于是对中国医生的态度由满脸阴沉而稍见笑容，按摩时也顺从配合，这无疑增加了医疗组的信心。从第二周起，先师提出加大治疗力度，除按摩外加以针灸，运用叶氏独特的金针术。这一天替国王按摩结束，通过翻译接着要作金针术，国王听毕点点头，中国医生不禁暗自高兴，因为艾哈迈德国王几度出生入死，对人疑虑重重，即使是服侍他多年的意大利御医，检查用药都不能随心所欲，何况是陌生的中国医生呢？当先师拿出三寸金针时，国王脸色铁青，两目怒突，表情恐惧，翻译急忙说道：“国王不同意用针，说这会要了他的性命。”先师沉着地走上前去，微笑而镇静地来到国王身边，两手捏着金针，一边比划地解释，一边用针在自己身上示范，他讲得那样诚恳，那么耐心细致，终于感动了国王，他慢慢伸出已经变形的手。先师兴奋地托着国王的手，仔细找准穴位，但见他两手配合，熟练而快捷地在合谷穴上为国王扎入了第一针，国王望着插在虎口上的金针咧嘴笑了起来。原来叶氏金针术在不知不觉中刺入穴道，毫无痛感。王宫里的人们都为先师的成功而高兴，气氛顿时变得平和温馨，松弛多了。可是先师仍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深知一针的千斤之力马虎不得，在一小时的针灸过程中，国王由恐惧到放松，最后竟酣然入睡了。先师也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经过近1周的按摩、针灸，国王蜷曲的手竟神奇般地可以伸展开来，治疗初见疗效。国王开始充满信心，积极配合。医疗组又制定出新的治疗方案，开始加服中药。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艾哈迈德国王的全身风湿症霍然解除，他兴奋得举起盛满黑稠中药汤的瓷杯，一饮而尽，对着王宫内的满堂宾客，称赞先师为“东方神医”。当地报刊以此为题作了专门报导。一时间先师神奇的医术名扬海外，后宫的妃嫔50余众，点名请先师治病保健，王公大臣及各界名流亦纷纷慕名登门求治，中国医生的美誉深入阿拉伯民族的心底。 三个多月的签约期即将临近，中国医疗组圆满完成医疗任务即将起程回国，艾哈迈德国王单独召见先师，用重金请他留下来当御医。但是，人世间的东西不是都能用金钱买到的。一个中国医生的爱国激情国王应当理解，面对先师的婉言谢辞，国王只能长叹认同。临别前他在瑞士订造了特制纯金表一只，表面上印有国王头像和也门地图，亲手赠送给先师留念。它将作为中医传情、先师为人的历史见证，永存人间！ 五、十年浩劫，冤逝狱中 先师挚友、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称他“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对他性格的真实写照。为人耿直，坚持真理，决不迎奉上司；善于诲人，谆谆诱导，以理服人，决不以势压人；每遇事端，直陈己见，决不包庇纵容，姑息私情。他每日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懂得怡神保养，晨起练功，然后步行约一公里到医院上班，生活很有规律，故虽年已花甲，每年体检从无病变，大家都说叶老一定能够高寿。 “文革”开始，他从未参加任何反党活动，仅仅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感召下，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在不同场合，对当时的一些事件表示了一些看法。想不到在1967年9月的一个傍晚，有人以请他出诊为名将他逮捕了，接着就是无数次的抄家，而且传闻蜂起，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国际间谍、“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先师锒铛入狱，而且株连全家，长子成亮、次子成鹄也几经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受尽磨难。先师入狱二年，1969年9月初突然有人通知家属前去探视。两年不见，先师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其境惨不忍睹。这是最后的诀别，已经无言相对，只是眼含冤泪而已。1969年9月12日一代名医因患癌症，在狱中含冤逝世。 历史是公正的，它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2年后的1981年11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隆重召开追悼大会，中医界领导、前辈同仁和后学共四百余众到场，沉痛悼念先师叶心清。这位为中医事业振兴，给患者造福保健，不惜献身的中医名家，中医临床学家，终得平反昭雪，骨灰被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含冤九泉的叶老，您看到此景此情，一定会瞑目欣慰吧！

中医史|针灸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时间:2020-01-0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李经纬   点击:78次

针灸医学是中国医学家一个伟大的创造，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光辉历史，历代以针灸著名的医家数以百计，针灸著作400多种。

中国针灸经清道光皇帝于太医院废止，民国时再次废止已日益衰落的情况下，然而在解放区，特别在缺医少药的军队保健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创院院长鲁之俊，于延安时跟随针灸治愈毛泽东肩周炎的中医任作田学习针灸，并于临床中研究针灸，使针灸在解放战争中对保证官兵疾病防治方面得到普遍推广与应用。另一位跟随鲁之俊学习针灸、研究针灸、推广针灸的朱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创办针灸实验所，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举办针灸学习班、培养教师、编撰巨著《新针灸学》，等等。

1951年7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建立针灸疗法实验所，由时任卫生部妇婴保健局局长的针灸专家朱琏任领导。

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接见朱琏时，有一番谈话：毛主席强调：针灸是科学，不是土东西，全世界各国都要学。今天是庆祝针灸，中医的经验是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研究，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的。

1955年11月19日，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将正式成立时，《中苏1956年技术交流协会》：“苏方希望派三名专家来华研究针灸治疗方法，期限三个月”。

1956年4月13日，苏三名专家来针灸研究所学习，教材用《新针灸学》俄文本，经过三个月学习回国后，在苏联大力推广与科学研究。

随着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中国中医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首家针灸研究所同时诞生。针灸在全国蓬勃发展，医疗推广、针灸教育逐渐发展，针灸科学研究深入展开，针灸作用机制，经络实质，特别针灸止痛乃至针麻作用原理之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针灸事业与针灸学术不断获得成果。特别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国际学者对中国针灸认识的加深，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之恢复，不断发生了多件震撼世界的举措，促成世界各国人民要求了解针灸，学习针灸，运用针灸的热潮。例如：

1971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Reston)访华期间突患急性阑尾炎，住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了阑尾炎切除手术，但次日出现术后腹部胀满感，接受中国针刺与灸疗，效果良好，出院回国，他以《现在让我告诉你在北京的阑尾炎手术》为题，于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转6版长篇，以及关于他参观上海针刺麻醉手术等。自此，美国媒体对中国针灸的兴趣大增，仅1971年即有二三百篇针灸文章发表，这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掀起国际针灸热拉开了序幕。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他观看了针刺麻醉下进行的甲状腺切除术;24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团成员30余人，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观看了由辛育龄主刀，在针刺麻醉下施行“右肺上叶切除术”的全过程。

代表团回国后纷纷称赞“针刺麻醉”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与世界多个国家与民众对中国针灸的关注，针灸热在国际不断增温。

1975年10月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应国际朋友的要求，于针灸研究所举办“外国医师针灸学习班”，为期3个月，有来自9个国家19名医师参加，这是继苏联3名专家来华学习针灸疗法后一次新的开端。继此之后，外国医师要求来华学习针灸的学者日益增多，为了满足国外学者的要求，我国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委托，先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办了三个国际针灸班，招收有志中国针灸的外国医师参加学习。1983年这三个国际针灸班分别更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中国上海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中国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截止到2010年三个中心已为140多个国家培养了数千名针灸人才。

1987年11月22日，经过国际针灸界学者之酝酿讨论，一致决定成立非政府性针灸团体国际联合组织——“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目前已拥有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9个团体会员，代表着20多万针灸工作者。世界各国的针灸从业人员远远超过20万人。因为，据有关统计报道，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提倡下，现在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已设立了针灸组织，有数以亿计的患者接受针灸治疗，针灸已为许多国家政府所认可的合法职业与医疗保健技术。

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针灸已是人类共享的医学。(作者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朱琏

妙手银针印初心

时间：2019-07-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1版　作者：李芮

　　“朱琏虽是西医出身，却对针灸事业有着深入骨子里的热爱，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针灸医学的创新与发展。”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朱琏的针灸人生故事会上，来自朱琏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团队的刘兵与陈淑萍共同讲述了朱琏为针灸事业一生求索的历程。

一张朴素的面孔，一组记录着时光的银针，一颗对针灸事业的赤子初心，汇聚成了朱琏的飒爽风采与光辉岁月，她服务百姓健康的初心处处彰显，她传承创新针灸医学的使命熠熠生辉。

学初心：医者立壮志

　　朱琏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团队历经6年，沿着她的人生足迹，走访她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从她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直的人格品行和伟大的使命担当中感悟一颗闪亮的初心。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上，来自延安的民间针灸医生任作田恳切地说：“我愿意贡献出自己30多年的行医经验，希望能让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与会的医生纷纷拿起笔，在学习针灸的报名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朱琏便是其中之一。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我与针灸学》一文中，朱琏回忆道：“我已经去过任老先生那边14天，学了学手法，抄了个手本，画了几张经穴图，但仍抱着怀疑态度。然而实行针灸以后，效果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无法解释了。”

战争年代，在临床实践中，朱琏敏锐地意识到，针灸有着疗效好、节省药品等特点，是在艰苦条件下同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它的合理内容，并加以发扬光大，这便是朱琏的“初心”。

1951年3月，朱琏编撰的《新针灸学》出版，受到国内外对针灸的广泛关注。同年8月2日，由朱琏主持创建的中央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今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虽然条件艰苦，但朱琏仍充满着干劲，不断丰富着针灸领域的研究。

悟使命：针者扬其用

　　1955年4月15日晚上，朱琏被邀请去和毛主席一起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主席说起了《新针灸学》一书。原来，这本书他不但全看了，还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在开宴举杯之际，毛主席指出：“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1958年4月19日，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面就握住她的手，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朱琏回答：“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 主席又向朱琏详细询问了针灸治疗疟疾等工作，以及在各省市开办训练班的情况，朱琏均认真汇报。一番交谈下来，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说：“针灸大有名堂！”

经过2次会面，朱琏对发展针灸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对自己的使命更加明确，在针灸的科研、临床、对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得启迪：学者常谋新

　　“但凡朱琏所到之处，都会留下她的革命足迹与赤子之心。”刘兵介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朱琏也时刻坚守着初心，不放过任何创新机会，她发明的“艾卷悬起灸”“埋针”等技术，深刻影响着当今针灸学科的发展。

1951年夏，朱琏去外地出差的列车上突发急性肠炎。她想用灸法自治，却没带艾绒，于是她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点燃，对准穴位悬起熏烤，结果病症得到很好的缓解。香烟卷熏灸的疗效让朱琏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她马上指导实验所开展研究，并将其定名为‘艾卷灸’。结果表明艾卷灸法不但使用方便，而且容易调节温度，这正是大众熟知的“艾条悬起灸”的来源。

中医人的初心和使命应该如何担当？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龙会认为，朱琏的事迹给出了答案。她为针灸事业发展趟出的路子和作出的示范，为广大中医人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李芮）

伟人影响历史 他影响伟人——中医泰斗刘惠民

李舟 2019-02-09 浏览： 12078

毛主席听不懂中医抽象的理论，但是他却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由于不懂中医理论就因而否定中医理论，因为他深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因为如此，最后他反而感慨地说道：“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

他是谁？

他，是建国后第一个用中药给毛主席治病的人；

他，是建国后第一个给毛主席讲解中医理论的人，也是跟毛主席谈论中医最多的人；

他，是57年职务外唯一一个被特别邀请陪毛主席赴苏联访问的医生，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中医大夫；

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让毛主席亲自到他所在的医院找他看病的人；

他，省级领导想让他看病都需跟他的秘书提前电话预约；

他，被邀请赴上海看病时得到的是数万人的夹道欢迎；

因为他，他所在的医院病床使用率一度达到110%，连走廊加床都难以接应；

他是谁？他就是曾经的中医界泰斗，对中医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如今却几乎被媒体忘记的名医刘惠民！

毛泽东：“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

1957年7月，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在青岛海湾游泳。由于7月中旬下了几场雨，水温太低,一天午后，毛主席游完了泳，回到迎宾馆不久，便突然感冒了。主席的这次感冒，是突如其来的，它打乱了他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随行医生立即用西药治疗，结果毛主席的感冒反倒更加严重了，咳嗽加多，头晕，胃口不好，身上没有力气，而且失眠严重。其后又多次服药，但久而不愈。

会议还在召开，毛主席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显然不能保证会议正常进行下去。而且，“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按照预期的计划安排，毛主席还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海上大阅兵。

正在焦急时分，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找随行医生，对他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

征得了主席的同意，刘惠民很快便被专机接到了青岛。

来到主席面前的是一位“六十多岁，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的老人。毛主席请他坐下。问他姓名后，风趣地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惠民摸过脉后，又看了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阻，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

三天之后,真如奇迹一般,主席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主席说:“我这两天睡眠也很好!”     大家都很高兴。毛主席平时很少赞扬人，这次却情不自禁地说：“我30多年没有吃中药了，这次感冒总是不好，刘大夫的两剂中药解决了问题。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中国中医药报，1999年11月19日第四版）

刘惠民其人

刘惠民，原名成思、德惠。黄山铺乡胡家庄人。自幼酷爱医学。1916年，拜本村名中医李步鳌为师，深得其传。几年后，边行医边刻苦深研中医医学。为学习中医，他广购医籍，斥巨资，对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全部购买，遥从上海名医丁甘仁先生，后成为奉天（沈阳）名医张锡纯先生入室弟子，颇得张先生赏识。在张锡纯先生创办的“奉天立达医院”工作四年（两年）后，考入“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回故里继续行医，医术日精。

1931年后在沂水县西部山区办起了“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及“中国医药研究社”，招收学员，自编教材，亲自授课，以“培植是项专业人材，供国家多急需”。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医务处主任。后因需要被派回地方工作，先后在沂水县许家湖开设药铺，在沂南县城办起“山东大药房”（新华制药厂前身）为抗日军民和群众医治伤病。后任山东卫生总局临沂卫生合作社社长、鲁中南新鲁制药厂经理等职。

解放后，在他倡导、筹备下，先后建立了济南中医诊疗所（后改为济南市中医院）和山东省中医医院，并主持创办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与山東中医药研究所。刘惠民悟性极高，又酷爱中医，对于中医钻研不辍，诊疗技术遂日臻完善，以致渐趋于神奇。195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省先进工作者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为毛主席看病之前，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已经多次让李惠民看病，因屡治屡效，才有后来为毛主席举荐之事。

刘惠民精通各种疾病的诊疗，其中最擅长的是神经衰弱，另外还有婴儿瘫、肝昏迷、乙型脑炎后遗症、风湿病等；相对于这些疾病，治疗区区一个感冒对于刘惠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刘惠民治疗神经衰弱，多选常用之药，但其配伍之妙几达出神入化之境，普通药物到了他的手里，便能“化腐朽为神奇”。 刘惠民善用安神补脑之药，因而即使在青岛治疗毛主席的感冒时，也不忘使用此类药物。毛主席后来曾问那次为他熬药的舒同夫人石楠:“刘大夫给我吃的草药,其中有一味酸枣仁,它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生、熟合捣?”石楠说：“主席呀,药用酸枣仁……它的仁嘛,生吃能提神,炒熟吃了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可发挥提神、安神的两种作用,对立统一,中枢神经得到平衡,所以您就能睡了，感冒也好了。”《名老中医医话》之刘惠民医话中也有这么一句：“酸枣仁不仅是治疗失眠不寐之要药，且具有滋补强壮作用，久服能养心健脑，安五脏，强精神”。刘还认为，用药之巧在于量，其用酸枣仁，成人一次一般多在30g以上，甚至可达到75～90g，用量5～6倍于他人。

苏联之行

青岛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准备11月赴苏联参加苏联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盛大庆典。

江青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毛主席愉快地答应了。

代表团带上刘惠民大夫，除了看病保健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要向莫斯科显示一下中国中医的神奇，二是向国内外表示一个态度：中国政府热心提倡中医。建国初期，医疗卫生领域曾经出现过一阵非常严重的反对中医、压制中医的倾向，而且，许多国家对中医也不认可，因此，这次带上刘惠民，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刚下飞机，苏联领导人在红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时候，布尔加宁、米高扬便跟毛主席、刘惠民等谈论起中医来，其间特别询问了许多针灸方面的问题。在苏联的那段时间里，刘惠民为许多苏联领导人都诊过脉、看过病，对于宣扬中国中医文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访苏之前，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有一个叫王桂芹的高中同学得了一种叫做大脑皮质疲劳的病，总是治不好。毛主席知道后就对李敏说，等他从莫斯科回来，请刘惠民大夫为王桂芹治病。当时北京名医无数，毛主席却只相信刘惠民，可见毛主席对刘惠民的医术已经到了几乎迷信的程度！从苏联回来后，刘惠民给王桂芹诊过脉，开了个方子，然后就回了济南。王桂芹吃了一个寒假的中药，身体便渐渐好了。但是两年后，王桂芹的病又犯了。后来又是毛主席安排闻名世界的妇科大夫林巧稚为她诊治了三四个月，病情才有明显好转。王桂芹的病是在结婚之后自动完全康复的（结婚解决了病因）。后来李敏对王桂芹说：“本来爸爸还是想找刘惠民大夫给你看病，但他不在北京。”可见，在林巧稚和刘惠民之间，毛主席还是更相信刘惠民。

施惠于民

因为医术高，刘惠民本来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忙人，从苏联回来以后，请刘惠民看病的人就更多了，中央、地方的领导找他看病的更是大量增加。毛主席在青岛请刘惠民为他看病时，曾风趣地对刘惠民说：“你是施惠于民了！”在这里，毛主席将自己看作了一个普通的“民”，其实，在刘惠民心里，不管是中央领导、省市大员，还是普通百姓，他也确实都是一视同仁。

虽然，中央、省市的一些领导找他看病，对他来说应当是一种荣幸，但是他却一般不会因为领导的到来就放下身边的病人去陪领导。所以，即使是省部级的高官，想让刘惠民看病，一般也要提前电话预约，“排队”等待。59年时，毛主席也曾亲自到济南市中医医院找刘惠民看病。

后来，刘惠民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及其他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治病，宋庆龄、何香凝等也多次求诊刘惠民。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惠民受到迫害，以致晚年患病。在家休息和治疗期间，登门求诊的病人仍络绎不绝，刘惠民不分尊卑贵贱，坚持接待，一一予以认真诊治。

刘惠民医德高尚，曾多次解囊帮助和接济贫困病人；其为人朴实厚道，深得同事及患者的敬重和喜爱。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一位大书法家、画家，当他离开山东时，将其从不示人的余墨画—— 一帧松鹰图赠予了刘惠民。由此足见刘老先生在舒同心中的地位！

在刘惠民接诊的患者中，各级领导和各界名人非常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时时担心被批斗，许多高级干部和负有盛名的知识分子都患有神经衰弱，常常健忘失眠、心悸烦躁，没有精神，大脑活力不足。在长期治疗这种疾病的过程中，刘惠民摸索出了许多非常珍贵的经验，最后形成了一个健脑安神的方剂，这个方剂曾被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使用，效果奇验！后来这个方剂被刘惠民制成了成药，这便是著名的“补脑汁”。刘惠民还制过另外两个著名的成药，一个是“保健丹”，一个是“肺得宁”。

刘惠民的主要著作有《麻疹和肺炎的防治》、《中西混合解剖生理学概要》、《伤寒学课本》、《中西药物概要》及由学生们整理出版的《刘惠民医案》等。

毛主席对刘惠民说：“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

有一个事实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那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现在中医的发展；没有毛泽东，中医在中国可能早已经象日本一样“废医存药”，几近消亡了。

中医，有着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出现过许多名垂青史的名医以及思蕴高深的中医典籍。但是，在20世纪初叶，当富有活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开始对中医怀疑甚至否定起来。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鲁迅（后态度有所改变）都曾公开否定中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一直对中医抱着排斥和压制的态度。甚至到了解放之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也公开压制中医，连刘少奇也一度主张对于中医“废医存药”。

在井冈山和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两次被中医治好过疾病，所以比较相信中医，在卫生部肆无忌惮压制中医的时候，他终于挺身而出。1954年，卫生部正副两位部长被毛主席撤职查办，随后，一系列扶助中医的政策出台，奄奄一息的中医就这样又幸运地复活了过来。

但是，卫生部压制中医的政策能持续四五年，而且建国后直到57年之前，毛主席本人从没看过中医，也说明中央包括毛主席对中医疗效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然而，自从被刘惠民治好了感冒，其后又多次和刘惠民进行长谈并被刘惠民治好西医治不好的疾病之后，毛主席对中医的认识就深刻多了，提倡中医的决心也就更坚定了! 有一次，刘惠民为主席看完病后，闲谈中，主席向刘惠民请教中医所谓的“火”是什么意思? 刘惠民用中医的理论向他讲述了一番。毛主席听不懂中医抽象的理论，但是他却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由于不懂中医理论就因而否定中医理论，因为他深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因为如此，最后他反而感慨地说道：“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

“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毛主席不但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 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页） 转

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

刘惠民，一个小小的中医大夫，就这样，通过毛泽东，影响了整个中医的命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李舟的庄稼地”，原标题《伟人影响历史 他影响伟人》，授权察网发布。】

A Perspective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by Dr.Yemeng Chen [2019]

Chen Y. A Perspective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S JCMAH.MS.ID.555773

Citation: Chen Y. A Perspective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Complement Med Alt Healthcare. 2019; 9(5): 555773. DOI: 0.19080/JCMAH.2019.09.555773

A good and informative article.

Abstract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history of almost 50 years. The entry-level professional training dates back to the 1980’s as a milestone establishment of Council of Colleges of Acupuncture & Oriental Medicine (CCAOM),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 Oriental Medicine (ACAOM) and 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Acupuncture & Oriental Medicine (NCCAOM). Besides mainland China, America has the largest organized and influential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Now 54 accredited acupuncture colleges have offered Master’s Programs, Professional Doctoral Programs, and Advanced Practical Doctorial (DAOM) Programs in comprehensive standards and competencies.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challenging issues, acupuncture education trends move forward into entry-level doctoral level training, regional and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nd system-based education, which will lead this profession to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American integrative medical system.
Keywords: Acupuncture; Education; Competencies; America